忠義人

中國大陸又有一部新的《射鵰英雄傳》,據說頗獲內地觀眾好評,因為比較忠於原著。無聊下我也上網看了幾集,突然對這部金庸小說有了一番新體會。

最觸動我的是小說開首牛家村裡郭嘯天及楊鐵心。

兩位是所謂忠良之後。楊鐵心先祖是楊再興將軍,岳家軍的成員,但楊再興的歷史其實也不算簡單光彩。他早年背叛過朝廷,後為岳飛招降才為朝廷效力,對抗金兵,最後力戰殉國。如果楊再興算是為民族英雄,郭嘯天的先祖梁山泊好漢郭盛卻很難算得上,他不是歷史人物,按《水滸傳》故事來看,先是落草為寇,後來招降才為宋朝效力,最後被派到鎮壓農民起義軍方臘戰而死。

郭與楊在金庸小說中是在牛家村是避世,逃避金人佔領的北方,同時,也明顯不為朝廷所用,自己也不齒於黑暗的宋廷為伍。他們在大雪中大談精忠報國,與金人的仇恨。可是他們的民族大義無法找到敵愾同仇之處,只有在自己家裡發牢騷。二人談到六十年前岳飛被朝中奸人所害,在風波亭被殺,其實究竟應該恨朝廷多一點,還是金人多一點,也實在難以說清。倒是他們的江湖忠義比較鮮明,對兄弟忠誠,行俠仗義,即所謂南宋的「忠義人」。如果「忠」指向的是朝廷國家,「義」是江湖上的兄弟義氣,彼此是有一定張力,而不能完全結合,而後者又比前者清晰。南宋「忠義人」其實是香港武俠小說(起碼是戰後)中俠義的理想型(ideal type)。

《射鵰英雄傳》故事一開首的民族意識本身便頗為複雜及可疑,二人簡直就是失落於任何集體的歸屬,他們連組成忠義人抗金的動力也不大,是個徹底被動的遺民,想像共同體無處落戶。大家都是宋人身份,但這身份既是民間,與朝廷有張力(宋帝不代表我),又有種族味道,對抗金人,但卻有志難舒。我不知歷史上宋朝忠義人是否如此,但在金庸筆下,這根本就是流徙的民族意識的歷史寓言,當1957年金庸寫這連載小說時,是否有意或無意地把香港這群華人在香港避世的遺民處境寫出來?

這些複雜張力在小說中最後為完顏洪烈貪圖楊妻包惜弱轉化成相對簡單的家國情仇,金朝六王爺收買宋奸段天德,令郭楊兩家家破人亡,開始了全書的故事。當中以郭靖為正面人物,承繼了忠義精神,也在南宋末年實踐的忠義的結合。而楊康則走到另一極端,成為一個出賣忠義的反面人物。因此,我以為,郭靖是五十年代冷戰時,金庸想像出來的理想人物。為甚麼?我會在下一篇再談。

 

 

最後審判

最近讀到一些有關米高安哲羅(Micha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的畫作《最後審判》(The Last Judgment)的記述,實在令人對文藝復興時期教會與藝術的關係嘖嘖稱奇。

這幅畫作當然取材自聖經,而事實上也是當時主教Clement VII的委託之作,是Sistine Chapel的壁畫。該畫畫了四年。《最後審判》是關於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在米高安哲羅之前已有這個主題的畫作,例如中世紀晚期14世紀Giotto di Bondone的作品(在Scrovegni Cha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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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門外漢,稍為看一下也發現,與它晚出現200年的米高安哲羅的《最後審判》相比,前者的人物都有各式衣著,相細心去看,會見到不同等級的人有不同服飾,等級高的當然比較細緻而華麗,只有最低級罪人以及那個地獄之神Minos是赤身露體的。但是,米高安哲羅筆下的人物,幾乎是赤身露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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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既體現出文藝復興時期復興古希臘羅馬崇尚人體美的新傳統,可能也能展現米高安哲羅要呈現眾生平等的想法,一反中世紀的層級觀念。據說,在畫作進行中,當時梵帝崗的禮儀官Cesena已對這畫不滿,尤其是裸體,批評米高安哲羅褻瀆了聖殿。米高安哲羅為了抗議及嘲弄,把這位禮儀官畫成Minos,還有一雙長長的驢耳(喻意愚蠢),惹起Cesena更大的不滿(左下圖,也可留意全圖的右下角)。但當時的教宗說了一句半開玩笑的名言:「我管不到地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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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梵帝崗似乎頗能放手予藝術家創新,實在有點不可思議。

 

 

「忠義」

69248_medium漢語「忠義」一詞的歷史源頭,大概是說書傳統與章回小說,例如《三國演義》

「忠」當然可對應loyalty,指向某個正統的權威代表,即所謂「忠君」。然而,在小說的開首背景裡,這個君已成虛位,無論是十常侍把持的漢室,又或者是董卓把持的漢獻帝,在大部份人眼中都是虛君,受奸雄擺佈。因此,所謂「忠」,所指向的是一個實際政治上已不存在的政統,而非特定的君主。因此,「忠」成為群雄競逐政統(以匡扶漢室之名)的名義,而缺乏實質的指向。若論具體上忠於誰,則在三國時代裡,忠的對象是兄弟、長輩、有恩於己的上司、義父等等。羅貫中筆下的負面人物,便主要是背叛了這些人,例如開首時的呂布,因董卓利誘而斬殺義父丁原。(第三回)

至於「義」則更有趣,與英文的「正義」(justice)可謂毫無相關,尤以「結義」一詞值得深思,即近人常說的「投名狀」。劉關張桃園結義,在小說中是非常簡約的。首先,三人之前並不認識,只是在劉焉發榜招軍(第一回)中碰上,之前並不認識。三人皆有「破賊安民」之心,又同是落泊江湖(其實最像是落泊江湖的劉備與關羽,前者家貧,後者殺了惡人而要流亡),故此為共舉大事而結義。

這個結義來得偶然,也好像有點利益交換或互相分工所形成的組合,各取所需:劉備是漢室宗親,在群雄以「忠」作競逐中算是有點優勢,較別人多了一點名正言順;而張飛有的錢財,似乎是吃飽了想在江湖上弄出個大名堂;至於關羽則「逃難江湖」,卻有一身好武功。若說「義」是一種原則,這種原則除了是抽象的共同理想(「救困扶危,上報國家」)外,是結成聯盟者之間的互相保護,願意為彼此犧牲的承諾,本就沒有多少普遍意義。

 

今天「再過渡」的香港

「七一」又到了。7月1日是回歸日,象徵了香港殖民時期的終點,也標誌了在中國主權下特別行政區的起點,但每年重訪這個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日子,意義何在呢?

對國家主權來說,這當然是以盛大儀式宣示的機會,對本港親北京陣營者亦然;對於反對派,這當然是抗議日,甚至有人認為,是香港「現狀」大變、禮崩樂壞之始。

這個日子有另一層意義,較少有人注意。如果把時鐘撥回到1997年6月30日,那是「過渡期」的終結。我們今天都幾乎忘記了「過渡期」這個詞了,它在1980至90年代曾經是政治關鍵詞。1997年7月1日之後,不再過渡,「過渡」似乎便不再有意義了。而我卻想做一個思想實驗:我們不妨把當下香港再次想像為「過渡」。

過渡期想像比「2047」更貼近現實

在我解釋這個想法之前,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回歸前的過渡期是什麼?首先,當年是指所謂「香港政治前途」確定後至九七的時期,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時開始,但又在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之前。這段時期,有一個明確的起點及終點。這個過渡期有一個特點:香港人要開始及這樣過渡,並不是自己決定的,而是由中英兩國確立的,我們相當被動,被拋進這條政治軌跡。既無全民公投,也無革命起義建立政權,說成是被送上賊船有點過火,倒像王家衛《阿飛正傳》結尾,張國榮及劉德華跳上了不知開往何處的異地火車。

我今天提出再次想像的「過渡期」,它遠沒有之前的確定。所謂過渡,是比從前更不可知的旅程,起點不再是聯合聲明,而是那個曾經各方認受及假設的「現狀」,儘管詮釋不一,但大概有個共識:近年的政治爭議的起端,就是大家深深體會「現狀」大變。不只是反對派說的禮崩樂壞,甚至是建制派,也愛講中港融合或中國機遇,均指涉著一個早已變及不斷變的「現狀」。至於旅程的終點,它可以是憲制安排及地位完全不同的香港,可以是不同的社經制度。更不可知的,是新過渡期到底會多長。這一段旅程複雜,路徑與終點仍然爭持不斷,絕對不是當年中英爭吵有沒有「直通車」那樣簡單。不過,有一點是清晰,它與此前的過渡期不同,它是一個香港人要主導參與的過渡,不能再是完全被動的。

我以為,「過渡期」的再次想像,比起近年高談「2047」更貼近現實。首先,「2047」香港要自決公投也好,要獨立建國也好,都只是一廂情願。如果中國的政治狀況大變,不用到2047年香港也可以大變,若否,恐怕到了2047年也不會有大變。因為,《基本法》不會到了2047年便失效了,當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那只是含糊的說法,既不涉香港憲政地位,也無關政制安排,更沒有說明五十年後如何(打岔一下,倒是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按道理可以提出在香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既然人心思變,客觀政經環境在變,比較合理的說法是,香港進入邁向爭持不下的政治願景之中的過渡期,這個說法,我相信各黨各派也不至於有太大異議。

似新還舊的政局

我提出這個想法,不為玩文字遊戲,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回應當下層出不窮的「自決論」、「獨立論」等等,也為反思傳統泛民主流的「民主抗共」及「民主中國」。如今香港的政局,基本上是一個僵局,可是人心思變,變出了比之前複雜、宏大及遙遠的政治願景,但做起來似新還舊,喧鬧過後,靜下來的政治風景卻讓人感到萬變不離其宗。一時是最後一戰,一時又不過跟傳統泛民政黨一樣去找票箱爭席位。不少新興團體無論喊著什麼口號,又或在街頭做過什麼行動,大家也一窩蜂地參選,讓人看到的,似乎只是泛民陣營內部的勢力重新分配,最多只是美其名的世代交替,這些究竟與那遙遠的政治願景有什麼關係?坐下來一想,好像沒有。有人要把這些政治新爭議視之為為了選票的炒作,雖過於犬儒,但也不無道理。

用一種極為同情理解的態度去看,也許都是過渡期不得不為之舉。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去把這種全新的過渡期政治講清楚,指導實踐。現代政治裡對「過渡期」的想像,我想到兩個例子,也許可以讓我們借鏡一下。

兩個過渡的想像

提起過渡,我馬上想到托洛茨基1938年的「過渡綱領」。拉闊一點,歐洲馬克思主義自19世紀末開始的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過渡。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沒有聯合起來起義,或起義失敗(如1848年的歐洲革命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部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又有穩定跡象時,革命者如何在非革命時刻準備革命?如何與還未政治化的工人發展關係?要不要參與議會民主?

在一戰前後,有修正主義的社民路線,以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路線之爭,而托洛茨基帶著先前的問題與答案,以及他的俄國革命經驗(當然包括被史太林(台譯史達林)排擠迫害的經驗),在二次大戰展開的時刻,舉起第四國際、列寧主義旗幟,提出接合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所謂「最低限度綱領」)與社會主義革命(「最大限度綱領」),由「今天」的條件及意識出發,達到無產階級奪權。

如今我們當然會覺得,不只托洛茨基,甚至是當年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過分樂觀,總覺得世界恍如在革命前夜,難怪《國際歌》裡有「這是最後的鬥爭」一句。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分析及革命理論,令過渡論裡的革命意志及策略,帶有歷史必然性的預設及調子。這些對現代中國人應該不會太陌生: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時期」也是一種社會主義過渡,以至後來大躍進時的「窮過渡」,都是這種過渡論的極端。但歷史必然論式的過渡論,在二戰後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中漸漸消失,更不用說是非馬克思主義者了。

另一個過渡論例子,從經驗上可能更接近香港,即冷戰時的東歐異見知識分子,當中我比較熟悉也相當著名的是波蘭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及捷克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

米氏一般被稱為「新漸進主義」代表人物,也是團結工會「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的構想者之一。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波蘭有「三月事件」。捷克的共黨領導杜布切(Alexander Dubček)決定要脫離蘇聯的控制,進行改革,建立「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杜要求波蘭共黨領導哥穆克(Władysław Gomułka)與他合作,卻遭拒絕。波蘭學生上街抗議要求改革,米氏是其中一位遭拘捕監禁的學生。出獄後不久,他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KOR),並在1976年時寫下《新漸進主義》。

創造更好的今天,而非明天

大部分論者被「自我克制運動」吸引,強調反對運動的民間性、公民社會不同部門及階級的團結、實踐公民自由、體現不屈及尊嚴,以至非暴力手段。米氏倡導,社會先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及生活,卻不以推翻統治者為目標,亦不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的「新漸進主義」中含有一種特別的過渡時間觀,卻多為人所忽略。他雖不用「過渡」,但卻用了「漸進」;我不懂波蘭語,不知「漸進」一詞在波蘭語的原意,但英文譯作evolution或evolving,即生物學上的「演化」,是一個漫長超越個體生命的過程,個體無法決定及確定目標。那麼,個體的行動基礎是什麼呢?他認為,所有理想應該以創造更好的今天,而不是更好的明天。

米氏這番說話,表面有點像「心靈雞湯」,實質是拉丁文Carpe diem(把握當下)的新詮釋,只有把它放回當時的處境,方能了解他的深意。1968年蘇聯派軍隊坦克入侵捷克,鎮壓了布拉格之春運動,整個東歐陣營的反對派知道,有強大蘇軍撐腰,要打敗東歐共黨是幾乎不可能的。但是,米氏認為,「不可能」不應變成反抗的絕望,或絕望式的反抗,而應該把希望放在當下。換一個說法,歷史必然性已沒有了,歷史目的不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還是「真民主」都不可想望,然而,希望卻近在咫尺。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哈維爾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文中講及一位賣菜大叔的抉擇:是否該在自己店前掛出官方布條?布條上的官方口號是否體現自己心裡所思所想?真心提問、思考、表達及行動,是「活在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的力量之源。他所想像的反對運動,是在當下實踐自由、開放、真誠、團結信任,而與日益腐敗、道德墮落及犬儒的政權成為一鮮明對比。也許因為這樣,中共才會那麼那麼害怕講真話的人,同時要逼迫他們在電視鏡頭前撒謊認罪。因為,讓人「活」在謊言之中,是後極權體制最核心的手段,對統治者來說,這比「說」及「相信」謊言更重要。

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我看來,哈與米所代表的東歐反對派,提出了一種新的過渡意識,卻與意識形態相異的托洛茨基一樣強調「今天」的重要性。如今反對者沒有一套歷史唯物論可依靠,也沒有西方民主必勝的冷戰式信念,因而也無法確信暴政必亡(這一兩年香港網上青年的「支爆論」(中國崩潰論)我便覺得很莫名奇妙)。活在僵局中,去計較某個行為對推翻體制有沒有用,亦等於玄談。對行動的判準只有一個,就是「更好的今天」:是否令個體今天更自由,社會生活變得更有意義。

我們可以以此來重新思考許多香港爭議。例如,我們不必討論「建設民主中國」有沒有用,關鍵是支聯會、關注中國人權、勞工等等的團體、個人,以及他們的實踐,是否正在創造更大更好的公民社會空間;幾年前有人說「讓蝗蟲再飛一會」可以促進香港本土意識,有利抵抗中共,實現自主自治。我們其實無謂對那個「一會」產生什麼連鎖反應,對它想像或幻想太多,而是應該問,族群化的社會及意識是否我們要的?它讓我們今天的社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當大家在爭議城邦、自決、獨立時,我們要問,這些運動是否在當下創造了更好的社群生活,而不是爭論那個不知或是否會或何時才到達的彼岸,或者是哪個路線才能嬴在起跑線上,最快最能夠到達終點。更根本的是,我們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所謂當下,是正在發生,也同樣是一個過渡,這過渡雖更難掌握,卻是每天在我們手上。

 

廣東燒臘在台灣

今天就破例談點飲食。

台灣的廣東燒臘店到底歷史如何,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及,可是,答案十分統籠,我讀著前文後理,並不感到很有說服力。

例如,作者不知有意或無意,把台灣的燒臘店都歸為港式,源自香港。

但不知道各位讀者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多燒臘店呢? 每間名燒臘店背後的香港師傅,又是在什麼因緣際會下來到台灣開店的呢?

首先,燒臘店究竟是否香港創出來的?我沒有做過研究,但我相信不是。我在台北曾訪問過一位住在寶藏巖的湖南老兵,他告訴我,撤退來台之前,曾在廣州待過一陣,經常吃燒臘,離開幾十年後仍然記得那種味道(你記憶中是非常非常鹹的)。我當時沒有詳細問他,但作為一位級別低的士兵,大概不會在高級餐廳享用燒臘吧,大概是燒臘店,甚至可能是路邊攤。

憑記憶,開放改革剛開始時,大約是1980年左右,我在廣州好像已看到有很老的燒臘店,燒臘店應該在解放前已有,後來有些人跟國民黨到了台灣也說不定。

另一個頭緒來自杜月笙的孫子杜順安。杜月笙於1949年跟家人一起離開上海到了香港,1951年便病逝。病逝後家人去了台灣,根據一位作者王豐的訪問,杜順安曾在台灣碰到蔣經國:

祖父去世,我們一家人到了台灣,某日,我們去台北市長安東路一家廣東燒臘餐廳吃飯,剛好蔣經國也在那家餐廳裡用膳,蔣經國那時住台北六條通,和那爿廣東燒腊店隔街相望。他見我們一家人也在用餐,馬上走了過來,和父親握手致意,蔣經國坐在父親身邊,以上海話告訴我父親:「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蔣經國這句抱歉,一筆勾消了過往仇隙,過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這段記載沒有說明甚麼時間,但應該不會是1978年後,因為這一年蔣經國當了總統,總統怎會在街上到處逛呢?至於是否六條通?有另一個記載是四條通,即長安東路一段十八號。而按網上另一篇文章,1969年前,蔣經國是正是住在長安東路,大概就是杜順安碰到蔣經國的時候。因此,他們相遇在廣東燒臘餐廳,應該就是1952年至1969年間。當時廣東燒臘餐廳會否已頗為流行?是否已是平民百姓的飲食?是從大陸來的多,還是香港的多?我不敢貿然斷定,但是,若說沒有任何燒臘店隨國府遷台,則很難令人置信。

雅典與香港的傲慢

Richard Sennett在《肉體與石頭》一書中提及雅典城邦政治的內在矛盾。

「伯里克利(Perikles)相信雅典人言語與行為是一致的,但普尼克斯(Pynx)的政治過程卻完全相反。身體中的高熱,為裸露感到驕傲;這種主流的身體意像並沒有走向身體政治的集體自我控制。雅典人的災難來自於「傲慢」(hubris),來自於對身體的渴望已經超過了社會控制的範圍。修昔底德概括地認為「讓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的,乃是雅典力量的增長,以及斯巴逹對此所產生的恐懼」,雅典擴張已經遠超過它的人口、經濟或權利所能支持的地步。修昔底德也相當精明地發現,修辭力量是如何構成了這種傲慢。公元前427年,當整個古代世界因為話語的力量而騷動之時,伯里克利的夢想也終告幻滅。修昔底德寫到戰局漸趨不利時說:「隨著時局的變遷,話語的意義也有所改變⋯⋯所謂的中庸之道,其實只是為了用來掩飾缺乏男子氣概;能從各方面來理解一個問題,指的就是毫無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修辭的勢力越來越大,「只要有人發表暴力的言論,就會有人相信,而一旦有人反對,這個人就會被當成嫌疑犯」。言語的熱讓鬥士們無法理性地行動。」(中文版,頁40-41;原文,p. 64-65)

香港也可以說是「因為話語的力量而騷動」。如果雅典的修辭力量構成了傲慢,香港的修辭力量也構成了我們的傲慢。當所有人都在大談主權式話語時,即「自決」、「獨立」不絕於耳時,「言語與行為」兩者走得更遠,言行合一的政治理想形同幻滅。

理查德・桑內特,2006,《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Sennett, Richard. 1996.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hon.

「法國大革命」在英國

Thompson強調個人如何進入一個特定的社會角色、社會組織及關係,是「歷史問題」(頁10),言下之意,他指的應該是:「這不是一個預設的理論問題」,但是,「歷史」對他來說又是甚麼呢?

Thompson在討論法國大革命對英國的影響時,也許能看到一點他的歷史觀。

首先,他十分仔細分析,英國人在接收「法國大革命」的過程,當中既有英國的變化,也有「法國大革命」的變化(由攻陷巴士底到送法王路易十六上斷頭台)。法國大革命是歷史事件,對身處對岸的英國來說,是偶然的,但是,歷史事件對英國的影響,卻又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英國自身的處境。他指出,法國大革命剛爆發時,並無即時構成英國改革運動激進化。因為,英國一直有反法(同時也是反法王、天主教、教宗等等)的普遍情緒,所以,法國大革命推翻「舊制度」,英國上下也大致歡迎,英國王室、貴族、上層階級甚至認為,這是讓法國脫離絕對君權,變成跟英國相近政體的時機。

Thompson討論到1791年發生的伯明翰騷亂(Birmingham Riot),保皇派群眾攻擊一個非國教派慶祝法國大革命的聚會。有一些說法指這是英國「反雅各賓」官方運動的開始,但他指出,當時仍未形成廣泛的「雅各賓黨人」與「反雅各賓」的政治衝突。他特別分析這場騷亂的社會性質及行動方式,並總結為18世紀式的騷亂,少數人煽動利用群眾,內裡的仇富、宗教情緒大於革命與反革命的對峙。法國大革命事件碰上英國18世紀式騷亂算不算是偶然?

偶然的碰撞是否會導致新的變化,端視人們如何反應。特別是非國教派改革者與英國統治階級如何閱讀這場騷亂,以及如何連繫上法國大革命,則是更為重要。伯明翰騷亂令不少改革派工人感到新一輪保皇派的攻擊要來了。更重要的是到了翌年,亦即1792年,當法國的雅各賓黨人領導革命群眾,遞捕王室成員,甚至造成後來的「九月屠殺」,剿滅王室成員、教士及貴族,成功推翻了法國王權,終結了短暫的君主立憲,開始了「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這些都震撼了英國王室,以至歐洲所有掌權的王族;與此同時,潘恩(Thomas Paine)的《論人權》在大西洋兩岸一紙風行,挑戰英國王室,反對英國憲制,在下層工人階級中得到和應。因此,在內外因素夾擊下,英國王室、統治階級戒心日重,並採取嚴厲的反潘恩的措施,包括禁止出版及流通他的著作,監禁改革派人士,全面禁止他們的公開活動。因而,形成了保皇派與改革派的持續的敵意及衝突。簡單來說,法國大革命,以至雅各賓主義的共和理念,是透過1792年的潘恩宣傳所形成的,在鬥爭中形成了一種「新民主意識」(new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頁80)。

這裡說的歷史,指的似乎不是「法國大革命」這樣的事件,而是相對穩定的關係,在偶然(法國傳來革命的消息)因素的刺激下,在宏觀的結構或形勢改變下(由法國事態變化所形成的歐洲革命風潮),令人們以新方式回應,因而產生了變化。在這裡,英國政治進入新一頁,但究竟這一頁如何,並不由法國大革命事件影響決定,而在於人們如何接受它,回應它。

1793-1800年英國與法國開戰,在法國叫革命戰爭(Revolutionary War),事實上,當時的法國革命政府及軍隊與全歐洲保皇派開戰。在英國,反雅各賓的打壓措施全面推行,改革團體的公開活動日益艱難,也迫使他們調整自己的立場及組織。他們一方面把潘恩的名字放後,減低共和主義的調子,強調恢復憲政的「純潔性」(purity);另一方面,活動由倫敦這些中心地區,散佈入更基層的社區,如Sheffield及Norwich,甚至是蘇格蘭(頁133)。而且,他們的主題更強調經濟及社會福利,組織上更靠近法國雅各賓主義,例如,模仿法國國民議會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

當時英國的工人團體的力量弱,以至英國統治階級聯盟的內在凝聚力強,這些都令英國不足以構成法國大革命的勢態。然而,法國大革命也的確讓英國政治沿著改革與保守兩邊撕裂開來,而且,由於英國保守派動用司法手段,囚禁及流放異見者,所以,鬥爭及鬥爭意識在法院及審訊之中展開。

Thompson沒有完全否定英國到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法律制度,沒有簡單貶之為「資產階級法律」或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他認為,英國工人組織在嚴苛的反雅各賓風潮之中倖存下來,多少是靠著英格蘭本土的法律制度(甚至帶點文化種族偏見),一定程度保護公民權,以及剛確立的陪審員制度。

有一個反例可以說明,屬英國殖民地的蘇格蘭,那裡法庭人權保障不足,工人遭受嚴苛打壓,殖民體制讓蘇格蘭工人領袖付出了沉重代價。他特別提及Joseph Gerrand,他在蘇格蘭被控煽動叛亂,他本來可棄保潛逃,但卻慷慨就義,在法庭上發表演說,後來被判流放,一年後死於澳洲。Thompson指,Gerrand犧牲,震撼了改革者,以至整個英國,令英格蘭人認為他們不可以讓這種事在英格蘭發生,因此不少被捕者逃過一刼(頁141)。1794年,包括Thomas Hardy等在英格蘭倫敦的工人改革者雖然先後被控煽動宣傳、破壞社會安寧等等,但不少人最後無罪釋放(同一時間,位處邊緣地區的改革者則遭囚禁與流放),使運動不至於完全被剿滅。

Thompson似乎想說,英國司法制度的獨特性,與統治階級的相對分離(其實相當程度上限於倫敦),形成一種半調子的互相制衡,令革命風潮下的英國既沒有走上法國大革命的道路,也沒有變成一場絕對君主尊制下的白色恐怖。對Thompson來說,歷史書寫便是要發掘這些在地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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