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與香港的傲慢

Richard Sennett在《肉體與石頭》一書中提及雅典城邦政治的內在矛盾。

「伯里克利(Perikles)相信雅典人言語與行為是一致的,但普尼克斯(Pynx)的政治過程卻完全相反。身體中的高熱,為裸露感到驕傲;這種主流的身體意像並沒有走向身體政治的集體自我控制。雅典人的災難來自於「傲慢」(hubris),來自於對身體的渴望已經超過了社會控制的範圍。修昔底德概括地認為「讓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的,乃是雅典力量的增長,以及斯巴逹對此所產生的恐懼」,雅典擴張已經遠超過它的人口、經濟或權利所能支持的地步。修昔底德也相當精明地發現,修辭力量是如何構成了這種傲慢。公元前427年,當整個古代世界因為話語的力量而騷動之時,伯里克利的夢想也終告幻滅。修昔底德寫到戰局漸趨不利時說:「隨著時局的變遷,話語的意義也有所改變⋯⋯所謂的中庸之道,其實只是為了用來掩飾缺乏男子氣概;能從各方面來理解一個問題,指的就是毫無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修辭的勢力越來越大,「只要有人發表暴力的言論,就會有人相信,而一旦有人反對,這個人就會被當成嫌疑犯」。言語的熱讓鬥士們無法理性地行動。」(中文版,頁40-41;原文,p. 64-65)

香港也可以說是「因為話語的力量而騷動」。如果雅典的修辭力量構成了傲慢,香港的修辭力量也構成了我們的傲慢。當所有人都在大談主權式話語時,即「自決」、「獨立」不絕於耳時,「言語與行為」兩者走得更遠,言行合一的政治理想形同幻滅。

理查德・桑內特,2006,《肉體與石頭:西方文明中的身體與城市》,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Sennett, Richard. 1996.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hon.

Advertis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