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

69248_medium漢語「忠義」一詞的歷史源頭,大概是說書傳統與章回小說,例如《三國演義》

「忠」當然可對應loyalty,指向某個正統的權威代表,即所謂「忠君」。然而,在小說的開首背景裡,這個君已成虛位,無論是十常侍把持的漢室,又或者是董卓把持的漢獻帝,在大部份人眼中都是虛君,受奸雄擺佈。因此,所謂「忠」,所指向的是一個實際政治上已不存在的政統,而非特定的君主。因此,「忠」成為群雄競逐政統(以匡扶漢室之名)的名義,而缺乏實質的指向。若論具體上忠於誰,則在三國時代裡,忠的對象是兄弟、長輩、有恩於己的上司、義父等等。羅貫中筆下的負面人物,便主要是背叛了這些人,例如開首時的呂布,因董卓利誘而斬殺義父丁原。(第三回)

至於「義」則更有趣,與英文的「正義」(justice)可謂毫無相關,尤以「結義」一詞值得深思,即近人常說的「投名狀」。劉關張桃園結義,在小說中是非常簡約的。首先,三人之前並不認識,只是在劉焉發榜招軍(第一回)中碰上,之前並不認識。三人皆有「破賊安民」之心,又同是落泊江湖(其實最像是落泊江湖的劉備與關羽,前者家貧,後者殺了惡人而要流亡),故此為共舉大事而結義。

這個結義來得偶然,也好像有點利益交換或互相分工所形成的組合,各取所需:劉備是漢室宗親,在群雄以「忠」作競逐中算是有點優勢,較別人多了一點名正言順;而張飛有的錢財,似乎是吃飽了想在江湖上弄出個大名堂;至於關羽則「逃難江湖」,卻有一身好武功。若說「義」是一種原則,這種原則除了是抽象的共同理想(「救困扶危,上報國家」)外,是結成聯盟者之間的互相保護,願意為彼此犧牲的承諾,本就沒有多少普遍意義。

 

錯得離譜的陳佐洱

陳佐洱一出聲,全城哽耳,不分泛民建制。

陳先生退而不休,仿如有甚麼任務有身,總是說個不停,可惜愈說愈錯。鄧小平當年抽取毛主席講過的「實事求事」,可惜,像陳佐洱這種中共官僚最不「實事求事」,把不同性質問題混為一談。為了打擊香港的異議,把政治衝突硬說成阻礙香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其實,先不論兩者是否有關係,單單是香港經濟發展好壞的判斷上,也沒有多少根據。以一個早已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城市來說,每年GDP有2-3%,算不錯了。當然,陳佐洱用新加坡來比,香港GDP的增長為何不及新加坡?這算是合理的比較,起碼是個可討論的話題。但他接著把香港與澳門比較,便顯得不倫不類了。

陳佐洱沒有說,澳門的GDP基數比香港低得多,一下子大量外資賭場引入,增長當然爆升。澳門自1966年以來政治相當「和諧」,但在2000年代初賭權開放以前,經濟卻不見高速增長。澳門去年破天荒有兩萬人「反離補」,難道陳佐洱又認為是近日經濟下滑的成因?

而且,經濟增長不一定是好事。陳佐洱除了提及澳門,也講內地城市。內地城市的GDP增長的確高速,可是,這種高速模式是否我們(甚至包括北京政府)樂見的呢?有大陸學者統計,全國新城區規模人口達34億,可以住2.5個中國以上!誰也知道,中國城市的GDP是靠大量基建投資撐起來的,基建背後則是國有銀行放水,放水及基建的膨脹造成債務與浪費。如果香港像內地城市一樣,只靠長官意志,沒有起碼的立法會、媒體及市民監察,我們的確GDP會高一些,例如,高鐵超支不會成為問題,不管要追加100億還是1000億,反正也會有人會埋單,市民也無從反對。

陳佐洱更錯的是,把這些問題歸結為兩個內因:「去中國化」與「沒有去殖化」,顯得莫名奇妙。

陳佐洱推崇的新加坡,不單是個獨立國家,並不屬中國的「一國」,而且她的統治階層是海峽華人,是最「去中國化」的亞洲華人,不少人甚至只說英語。如果經濟發展與是否「去中國化」真的有關係,那麼,新加坡恰好是個反例。至於澳門,把賭權開放給美國人是整個澳過去十多年來發展的主因,這又算是哪門子的「去中國化」?還是中共主導下的美國化?

香港的確有人嘴巴說說「去中國化」,到底具體政策、制度及行動所指的是甚麼?我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倒是陳佐洱自己好像很清楚,他甚至追源溯始地說,老殖民者1980年代在香港搞「去中國化」,現在有人老調重彈。對不起,又是錯。馬傑偉曾在英文著作中用「去中國化」一詞,指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香港社會文化趨勢。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殖民者的計謀,所謂「去中國化」是因緣際遇下的結果,即在文化及社會層面上,香港成為一個呂大樂所言「自成一體」的社會。而當年嘗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跟彭定康等港英官員對罵過,但我從來沒有聽過北京官員批英國人「去中國化」。

我倒是記得,北京官員最恨的,就是英國改變原有的香港殖民制度,例如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而北京政府最愛的,是1990年代以前的香港殖民制度,包括到現在還存在的功能組別。現在來跟我們說要去殖化?太搞笑吧!

同時,陳佐洱還沒有說,1980年代末,香港已發生「再中國化」(re-sinicization)了。一方面,官方及媒體為配合回歸,加強了中港一家的民族主義宣傳,例如張明敏等的愛國歌曲,90年代賑災中的「血濃於水」;另一方面,100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亦令全城民族情感史無前例地高漲。當然,陳佐洱不會承認後者這種反共的愛國主義。

回應梁文道有關國民教育「徒勞」一說

文道指出香港的國民教育與制度環境(一國兩制)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是香港基本的狀態。文道把這個結構描述得很好。不過,我並不認為這種國民教育是「徒勞」。

 
我同意,歐美大部份國家有national education,通常以非專科形式融入不同科目,例如歷史,而且也與他們國家的制度環境發生動態關係,尤其是強調公民權利以及多元文化及身份(詳情可看星期日《明報》有介紹的加拿大情況)。可是,全世界的民族主義都愈來愈不跟制度相對應,也不以正規教育為中心。例如,歐美國家出現的極右翼,通常以「反建制」姿態出現,訴諸於非憲法的原則,例如種族、傳統等等,運作起來主要不透過常規教程,感性多於認知,以儀式、符號、節慶、媒體事件等等主要運作場所。簡言之,是非常去中心化。
 
香港的國族主義想像與論述是這方面發展的極端例子。香港的中小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今年新學期正式推行,但廣義國民教育(即不限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早已運作多年,也並非以正規教程推行。以我對香港學生的觀察,其效果遠非「徒勞」,當然,其效果如何還需要多作研究。我暫時的粗略觀察是,它產生的效果是一種相當淺層的認同,尤其是大量的國情教育觀光團,它旨在培育學生對國族符號(如國旗)的反應,對國力象徵的認同,例如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等,也包括那些大企業、大工廠、金融中心等等。它根本不要求學生學習甚麼,尤其是沒有歷史面向,也不會要求學生對甚麼人大制度等有認識,反而處處透露及鼓勵功利心態(「年青人要把握北上融合機遇!」)。這種國族想像非常混雜,更會隨意加點傳統中國的東西(可以看一下教育局的參考教材),若要勉強找一個中心主題,大概就是「中國模式」;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城市認同,從功利與意象上,香港學生要認同一個非政治的「中國模式」一點也不難。
 
過去許多學生參加國情交流團,去上海、北京感受國力強盛,全是經濟性的。即使早上要聽講者大談「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學生也大概不會太有印象,反正還未睡醒(這是不少學生告訴我的經驗),而且,他們更關心下午的旅程及吃喝。以上這些分散式國民教育,一直以來以相當含混、混雜、閃躲、非正式教程推行,反對人士及團體不容易找到著力點反對。最近國民教育爭議,除了得力於學民思潮這些少年人衝擊搞動,還因為這次是要推國民教育專科,以及那份土共拿公帑搞出來非常混賬的「中國模式」教師手冊,才讓國民教育的政治性充份現形,也搞動起港人的反共、恐共情緒。
 
我也同意,用「洗腦」一詞可能並不準確,我會姑且稱香港的國民教育為港式的膚淺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它其實與一國兩制並不矛盾,甚至可能相當合襯。當香港學生去感受北京奧運及上海世博的時候,當他們很認同「中國模式」的經濟力量時,他們對「強國」有一種嘲弄、含糊、帶點犬儒的態度,要跟「強國」拿點好處並不會客氣。當他/她看到大陸市民,還是覺得他們落後、不衛生、不禮貌,甚至認為他們是「蝗蟲」,就是與自己不一樣。
 
在中共眼中,人心回歸並不需要把香港人變成雷鋒(大陸也幾乎沒有雷鋒了),只要都變成犬儒主義便行了。

儘管我跟文道有不一樣的看法,但我還是覺得他提出一個很好的面向,即我們的制度環境與國民教育之間的差距。最後奉勸大家,不要讓誅心論取代討論。

天下——中國國家的定位問題

明報 16-1-2012

每次台灣總統選舉總牽扯出所謂「國家定位」,除了統及獨之外,還有中間許多可能,也涉及中華民國或「台灣國」的內容及合法性基礎,這番政治景觀,在最近一次選舉中好像淡薄了一些。我想反問一個好像不成問題的問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定位」問題?

表面上看可能沒有,在北京眼中,泱泱大國,怎可能有小朝廷的煩惱?但是,若你細心去閱讀一下近年大談「天下」的大陸學者及知識分子(下稱「天下主義者」)的著作,你會疑惑,如果大家都對中央領導以至憲法中的立國理念信心十足,怎麼會對這個大國的定位有這麼多的焦慮與不安?以致要復興各種所謂傳統觀念(甚至近年興起的孔子像),來重新界定或充實新時代的「中國」?

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

「天下」成為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關鍵詞,與異見人士愛用「天朝」來指稱政府相映成趣。天下主義者來自不同領域,但不約而同地嘗試界定中國為非西方式的主權國家。例如,曾在香港中聯辦當過幾年研究員的法學教授強世功,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中國香港》,內裏說得坦白:中國的主權建立在「country」與「state」二分與連結,前者是歷史傳統,後者是政府。就以「一國兩制」為例,「一國」所指的是「country」,兩制可以容許不同制度的政府存在,強世功甚至認為,西藏等民族自治區亦是建立在這種二分與連結。因此,搞法學的他得出了一個政治上相當大膽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理論中最核心的不是階級,甚至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和「天下」的觀念。這可以解釋了為何共產黨會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會接受西藏人的宗教社會及活佛轉世。

強世功的理論,既承襲官方的,又擴展出一套不一樣的理論。類似思路早有不少,例如著名的甘陽,在更早的時候提出新「通三統」論。以往「通三統」是指周室承襲了夏殷的典章制度,今天甘陽說孔子、毛澤東及鄧小平為歷史文明連續統一體。因此,不難理解,何以「天下」會成為這群知識分子的關鍵詞,以及中國政權的新合法性基礎。不過,我以為,汲汲於新政統,奢談一以貫之,背後其實是舊政統的破產與斷裂。

編寫周邊歷史

新天下主義有兩大論述功能。第一,與其說是為「一國兩制」解釋,不如說是為共產黨在全國走資作解釋,為了「天下」,「階級」與「民族」可放一旁。第二,「天下」的想像秩序,是幫忙中共統合周邊地區的工具,包括非漢族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不在共產中國之內的港澳以至台灣。以往的「中華民族」也許對港澳還勉強有點用,對台灣的另一個「中華」政統,以及不認「中華」的台灣主體便沒有大用了。至於對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中華民族」更毫無幫助。歷來,藏人既與漢族有文化與政治區分,也沒有參與20世紀的中華民族建構,他們是1950年代「被解放」才進入共產中國的,而1959年西藏起義或叛亂後,藏人爭取自治以至獨立的反抗其實沒有停止,文革過去了,鄧小平年代來臨,中共的革命解放者形象及意識形態退去,西藏的寺院教育、宗教社會復興(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傳統復興),亦只有愈演愈烈。西藏流亡政府不說,1989年及2008年的西藏騷亂,去年10多名僧侶相繼自焚抗議,又怎能用「境外敵對勢力」六字便蒙混過去?

在官方意識形態破落之時,我們知道大國崛起,看GDP,崛起是沒錯,但「大國」是什麼?「天下」似乎是答案,亦是高唱入雲的「中國模式」的新衣裳或遮醜布。要蓋覑的不單是政權自身,還有中國周邊的叛逆力量,他們的反抗傳統、歷史及政治能動性。

郝鐵川官話的蛛絲馬跡

事實上,天下主義者用心編寫的,倒不是中國新政統的歷史,因為,由孔子開始也好,由漢唐天朝開始也好,要跳到共產黨的毛澤東、鄧小平,以至江澤民與胡錦濤,都無法寫成能見得人的歷史敘事,反而,需要驚人的想像力,才能完成此番穿鑿附會。不過,編寫周邊歷史,倒是有其政治必要的,就正如回歸前大陸歷史工作者忙覑編寫香港「正史」,其實,在同一時間,北京政府也一直在推動編寫周邊民族的歷史。

近年冒起的天下主義者也投身這個國家大計,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要算是鼎鼎大名的汪暉。一位本來只搞思想史的學者,竟然在2008年西藏騷亂後寫下〈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長文,在當代西藏幾乎成為禁忌的中國大陸裏(不少真正搞西藏研究的大陸學者反而不敢反駁他),能反覆在自己的專著及文集中刊登出版,殊不容易,也代表了一種官方可以接受的天下觀點。他花了數萬字冗長的敘述,編寫他的西藏歷史,論證民族自治區域作為新中國體制的重要部分,體現了帝國遺產、民族國家與社會主義價值,這個定位令人疑惑,新中國算不算是帝國主義?這三樣性質不同的東西可以「貫通」起來,甘陽式思維的又一變種。按汪的說法,帝國遺產中主要是朝貢體系,它把周邊地區的歷史及政治性質限定了,因此,清朝與西藏是一國之內的朝貢關係(許多藏人並不承認),清朝覆亡後的西藏獨立國(有歷史學家稱之為「喇嘛王國」),脫離朝貢關係,只能倒向西方帝國主義,或投向中國懷抱,沒有西帝,西藏不可能出現獨立運動。從這天下角度看,西藏夾在大國(英國、印度及中國)之間的所有爭取自治或獨立的運動,都不成值得承認的歷史,或只是東方主義式的幻象。

同樣道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回歸前後的社會運動與民主運動,亦只是英國人搞動出來的「政治熱情」,「自治」是北京給的,香港人曾否爭取毫不相干。最近,中聯辦的郝鐵川批評有關香港身分認同的調查,在他眼中,辨認出與中國有別的「香港」壓根兒是不「科學」的。這番官話,我們也可以在新天下觀中找到蛛絲馬舻。

如何面對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

壓在黨政強權下,「天下」可以狂想,「蠻夷」歷史可以亂說。不過,在黨國力量還不及的台灣,中國「天下」又如何面對這個票箱民主及人民主權?我期待天下主義者的天花亂墜,套一句毛主席的話,不要怕亂,亂了的可能只是他們自己。

延伸閱讀

汪暉,2010,《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緕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