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界線與文人身份的分佈

孔飛力認為,中國現代國家起源的歷史傳統之一,可以由魏源的著作說起,而他的問題意識又與全國政治生活的邊界有關關:

「在中國,要劃定這一邊界從來是一件複雜的事情,這是因為,在中國帝制時代,同政治權力的分佈相比較,受教育者的分佈——或更準確地說,文人身份的分佈——要廣泛得多。這當然不是一種僅在中國才存在的現象。然而,這一問題在中國的特殊性在於,自帝制時代之初起,文人們在接受教育時便將考慮政治問題當作自己的天職。而我在這裡要指出的是,在中國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從來就包含著一種對於全國性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於政府品質和合法性問題——的普遍興趣。」(頁86)

孔飛力講的似乎是中國歷史的現代性,即一種歷史處境或時刻,一種與之前不同或面臨斷裂的時刻,或者稱之為一個長時段的過程,也是一種秩序不穩的動盪。

看到這裡,我竟然想起香港。

孔飛力(Philip A. Kuhn), 2014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忠義人

中國大陸又有一部新的《射鵰英雄傳》,據說頗獲內地觀眾好評,因為比較忠於原著。無聊下我也上網看了幾集,突然對這部金庸小說有了一番新體會。

最觸動我的是小說開首牛家村裡郭嘯天及楊鐵心。

兩位是所謂忠良之後。楊鐵心先祖是楊再興將軍,岳家軍的成員,但楊再興的歷史其實也不算簡單光彩。他早年背叛過朝廷,後為岳飛招降才為朝廷效力,對抗金兵,最後力戰殉國。如果楊再興算是為民族英雄,郭嘯天的先祖梁山泊好漢郭盛卻很難算得上,他不是歷史人物,按《水滸傳》故事來看,先是落草為寇,後來招降才為宋朝效力,最後被派到鎮壓農民起義軍方臘戰而死。

郭與楊在金庸小說中是在牛家村是避世,逃避金人佔領的北方,同時,也明顯不為朝廷所用,自己也不齒於黑暗的宋廷為伍。他們在大雪中大談精忠報國,與金人的仇恨。可是他們的民族大義無法找到敵愾同仇之處,只有在自己家裡發牢騷。二人談到六十年前岳飛被朝中奸人所害,在風波亭被殺,其實究竟應該恨朝廷多一點,還是金人多一點,也實在難以說清。倒是他們的江湖忠義比較鮮明,對兄弟忠誠,行俠仗義,即所謂南宋的「忠義人」。如果「忠」指向的是朝廷國家,「義」是江湖上的兄弟義氣,彼此是有一定張力,而不能完全結合,而後者又比前者清晰。南宋「忠義人」其實是香港武俠小說(起碼是戰後)中俠義的理想型(ideal type)。

《射鵰英雄傳》故事一開首的民族意識本身便頗為複雜及可疑,二人簡直就是失落於任何集體的歸屬,他們連組成忠義人抗金的動力也不大,是個徹底被動的遺民,想像共同體無處落戶。大家都是宋人身份,但這身份既是民間,與朝廷有張力(宋帝不代表我),又有種族味道,對抗金人,但卻有志難舒。我不知歷史上宋朝忠義人是否如此,但在金庸筆下,這根本就是流徙的民族意識的歷史寓言,當1957年金庸寫這連載小說時,是否有意或無意地把香港這群華人在香港避世的遺民處境寫出來?

這些複雜張力在小說中最後為完顏洪烈貪圖楊妻包惜弱轉化成相對簡單的家國情仇,金朝六王爺收買宋奸段天德,令郭楊兩家家破人亡,開始了全書的故事。當中以郭靖為正面人物,承繼了忠義精神,也在南宋末年實踐的忠義的結合。而楊康則走到另一極端,成為一個出賣忠義的反面人物。因此,我以為,郭靖是五十年代冷戰時,金庸想像出來的理想人物。為甚麼?我會在下一篇再談。

 

 

今天「再過渡」的香港

「七一」又到了。7月1日是回歸日,象徵了香港殖民時期的終點,也標誌了在中國主權下特別行政區的起點,但每年重訪這個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日子,意義何在呢?

對國家主權來說,這當然是以盛大儀式宣示的機會,對本港親北京陣營者亦然;對於反對派,這當然是抗議日,甚至有人認為,是香港「現狀」大變、禮崩樂壞之始。

這個日子有另一層意義,較少有人注意。如果把時鐘撥回到1997年6月30日,那是「過渡期」的終結。我們今天都幾乎忘記了「過渡期」這個詞了,它在1980至90年代曾經是政治關鍵詞。1997年7月1日之後,不再過渡,「過渡」似乎便不再有意義了。而我卻想做一個思想實驗:我們不妨把當下香港再次想像為「過渡」。

過渡期想像比「2047」更貼近現實

在我解釋這個想法之前,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回歸前的過渡期是什麼?首先,當年是指所謂「香港政治前途」確定後至九七的時期,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時開始,但又在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之前。這段時期,有一個明確的起點及終點。這個過渡期有一個特點:香港人要開始及這樣過渡,並不是自己決定的,而是由中英兩國確立的,我們相當被動,被拋進這條政治軌跡。既無全民公投,也無革命起義建立政權,說成是被送上賊船有點過火,倒像王家衛《阿飛正傳》結尾,張國榮及劉德華跳上了不知開往何處的異地火車。

我今天提出再次想像的「過渡期」,它遠沒有之前的確定。所謂過渡,是比從前更不可知的旅程,起點不再是聯合聲明,而是那個曾經各方認受及假設的「現狀」,儘管詮釋不一,但大概有個共識:近年的政治爭議的起端,就是大家深深體會「現狀」大變。不只是反對派說的禮崩樂壞,甚至是建制派,也愛講中港融合或中國機遇,均指涉著一個早已變及不斷變的「現狀」。至於旅程的終點,它可以是憲制安排及地位完全不同的香港,可以是不同的社經制度。更不可知的,是新過渡期到底會多長。這一段旅程複雜,路徑與終點仍然爭持不斷,絕對不是當年中英爭吵有沒有「直通車」那樣簡單。不過,有一點是清晰,它與此前的過渡期不同,它是一個香港人要主導參與的過渡,不能再是完全被動的。

我以為,「過渡期」的再次想像,比起近年高談「2047」更貼近現實。首先,「2047」香港要自決公投也好,要獨立建國也好,都只是一廂情願。如果中國的政治狀況大變,不用到2047年香港也可以大變,若否,恐怕到了2047年也不會有大變。因為,《基本法》不會到了2047年便失效了,當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那只是含糊的說法,既不涉香港憲政地位,也無關政制安排,更沒有說明五十年後如何(打岔一下,倒是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按道理可以提出在香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既然人心思變,客觀政經環境在變,比較合理的說法是,香港進入邁向爭持不下的政治願景之中的過渡期,這個說法,我相信各黨各派也不至於有太大異議。

似新還舊的政局

我提出這個想法,不為玩文字遊戲,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回應當下層出不窮的「自決論」、「獨立論」等等,也為反思傳統泛民主流的「民主抗共」及「民主中國」。如今香港的政局,基本上是一個僵局,可是人心思變,變出了比之前複雜、宏大及遙遠的政治願景,但做起來似新還舊,喧鬧過後,靜下來的政治風景卻讓人感到萬變不離其宗。一時是最後一戰,一時又不過跟傳統泛民政黨一樣去找票箱爭席位。不少新興團體無論喊著什麼口號,又或在街頭做過什麼行動,大家也一窩蜂地參選,讓人看到的,似乎只是泛民陣營內部的勢力重新分配,最多只是美其名的世代交替,這些究竟與那遙遠的政治願景有什麼關係?坐下來一想,好像沒有。有人要把這些政治新爭議視之為為了選票的炒作,雖過於犬儒,但也不無道理。

用一種極為同情理解的態度去看,也許都是過渡期不得不為之舉。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去把這種全新的過渡期政治講清楚,指導實踐。現代政治裡對「過渡期」的想像,我想到兩個例子,也許可以讓我們借鏡一下。

兩個過渡的想像

提起過渡,我馬上想到托洛茨基1938年的「過渡綱領」。拉闊一點,歐洲馬克思主義自19世紀末開始的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過渡。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沒有聯合起來起義,或起義失敗(如1848年的歐洲革命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部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又有穩定跡象時,革命者如何在非革命時刻準備革命?如何與還未政治化的工人發展關係?要不要參與議會民主?

在一戰前後,有修正主義的社民路線,以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路線之爭,而托洛茨基帶著先前的問題與答案,以及他的俄國革命經驗(當然包括被史太林(台譯史達林)排擠迫害的經驗),在二次大戰展開的時刻,舉起第四國際、列寧主義旗幟,提出接合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所謂「最低限度綱領」)與社會主義革命(「最大限度綱領」),由「今天」的條件及意識出發,達到無產階級奪權。

如今我們當然會覺得,不只托洛茨基,甚至是當年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過分樂觀,總覺得世界恍如在革命前夜,難怪《國際歌》裡有「這是最後的鬥爭」一句。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分析及革命理論,令過渡論裡的革命意志及策略,帶有歷史必然性的預設及調子。這些對現代中國人應該不會太陌生: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時期」也是一種社會主義過渡,以至後來大躍進時的「窮過渡」,都是這種過渡論的極端。但歷史必然論式的過渡論,在二戰後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中漸漸消失,更不用說是非馬克思主義者了。

另一個過渡論例子,從經驗上可能更接近香港,即冷戰時的東歐異見知識分子,當中我比較熟悉也相當著名的是波蘭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及捷克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

米氏一般被稱為「新漸進主義」代表人物,也是團結工會「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的構想者之一。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波蘭有「三月事件」。捷克的共黨領導杜布切(Alexander Dubček)決定要脫離蘇聯的控制,進行改革,建立「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杜要求波蘭共黨領導哥穆克(Władysław Gomułka)與他合作,卻遭拒絕。波蘭學生上街抗議要求改革,米氏是其中一位遭拘捕監禁的學生。出獄後不久,他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KOR),並在1976年時寫下《新漸進主義》。

創造更好的今天,而非明天

大部分論者被「自我克制運動」吸引,強調反對運動的民間性、公民社會不同部門及階級的團結、實踐公民自由、體現不屈及尊嚴,以至非暴力手段。米氏倡導,社會先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及生活,卻不以推翻統治者為目標,亦不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的「新漸進主義」中含有一種特別的過渡時間觀,卻多為人所忽略。他雖不用「過渡」,但卻用了「漸進」;我不懂波蘭語,不知「漸進」一詞在波蘭語的原意,但英文譯作evolution或evolving,即生物學上的「演化」,是一個漫長超越個體生命的過程,個體無法決定及確定目標。那麼,個體的行動基礎是什麼呢?他認為,所有理想應該以創造更好的今天,而不是更好的明天。

米氏這番說話,表面有點像「心靈雞湯」,實質是拉丁文Carpe diem(把握當下)的新詮釋,只有把它放回當時的處境,方能了解他的深意。1968年蘇聯派軍隊坦克入侵捷克,鎮壓了布拉格之春運動,整個東歐陣營的反對派知道,有強大蘇軍撐腰,要打敗東歐共黨是幾乎不可能的。但是,米氏認為,「不可能」不應變成反抗的絕望,或絕望式的反抗,而應該把希望放在當下。換一個說法,歷史必然性已沒有了,歷史目的不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還是「真民主」都不可想望,然而,希望卻近在咫尺。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哈維爾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文中講及一位賣菜大叔的抉擇:是否該在自己店前掛出官方布條?布條上的官方口號是否體現自己心裡所思所想?真心提問、思考、表達及行動,是「活在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的力量之源。他所想像的反對運動,是在當下實踐自由、開放、真誠、團結信任,而與日益腐敗、道德墮落及犬儒的政權成為一鮮明對比。也許因為這樣,中共才會那麼那麼害怕講真話的人,同時要逼迫他們在電視鏡頭前撒謊認罪。因為,讓人「活」在謊言之中,是後極權體制最核心的手段,對統治者來說,這比「說」及「相信」謊言更重要。

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我看來,哈與米所代表的東歐反對派,提出了一種新的過渡意識,卻與意識形態相異的托洛茨基一樣強調「今天」的重要性。如今反對者沒有一套歷史唯物論可依靠,也沒有西方民主必勝的冷戰式信念,因而也無法確信暴政必亡(這一兩年香港網上青年的「支爆論」(中國崩潰論)我便覺得很莫名奇妙)。活在僵局中,去計較某個行為對推翻體制有沒有用,亦等於玄談。對行動的判準只有一個,就是「更好的今天」:是否令個體今天更自由,社會生活變得更有意義。

我們可以以此來重新思考許多香港爭議。例如,我們不必討論「建設民主中國」有沒有用,關鍵是支聯會、關注中國人權、勞工等等的團體、個人,以及他們的實踐,是否正在創造更大更好的公民社會空間;幾年前有人說「讓蝗蟲再飛一會」可以促進香港本土意識,有利抵抗中共,實現自主自治。我們其實無謂對那個「一會」產生什麼連鎖反應,對它想像或幻想太多,而是應該問,族群化的社會及意識是否我們要的?它讓我們今天的社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當大家在爭議城邦、自決、獨立時,我們要問,這些運動是否在當下創造了更好的社群生活,而不是爭論那個不知或是否會或何時才到達的彼岸,或者是哪個路線才能嬴在起跑線上,最快最能夠到達終點。更根本的是,我們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所謂當下,是正在發生,也同樣是一個過渡,這過渡雖更難掌握,卻是每天在我們手上。

 

「旺角騷亂」的歷史聯想

[本文的簡短版本刊於《明報》,2016.3.6「星期日生活」<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本文補充了一些資料及分析,也做了少許更正]
圖片來自「香港獨立媒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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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改良?

如何評價取得六萬多票的梁天琦?單單評價他的政治立場,很容易,他及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大致類同西方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當然是「香港民族」);要挑他言論的毛病也不難,蕭若元最近在《最新蕭析》中批評梁的本土定義前後矛盾、觀念不清,雖難免予人有黨爭之感,但批評得相當中肯。然而,政治與愛情,不太講邏輯與實證,最重感覺。而且,這些判定容易,卻可能忽略了其更深的政治歷史含意。

雖然本民前去年剛成立時,已有反水貨踢行李廂的行動,但健忘的香港人注意本民前,大概是始於年初二的旺角騷亂。騷亂以及之後的「寧為玉碎」的修辭,梁天琦的「忠誠、團結、犧牲」,有人說具法西斯味道,這說法頗具爭議,但說他喚起共同體最後一戰的悲壯感,大概沒有錯。我的想法,跟陳景輝說的「去政治化的浪漫青年想象」大致相同,只是他更強調了「青年」的政治修辭作用即「所謂勇敢、純粹和奮不顧身」,弔詭的是,它反而沖淡或蓋過了他的「激右本土面孔」,暫時消解路線分歧。

這種集體感覺自然發酵出「暴力革命/非暴力改良」的二分,充滿「暴力革命」的想像。而且,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年青人接受、支持甚至參與這種想像。相反,由泛民政黨及社運團體領導的非暴力改良,漸漸失去市場。有論者更乾脆,直接採用清末的革命派與維新派來理解

香港的政治論述,似乎離不開現代大中華的歷史經驗情緒,此為一例。不過,把旺角騷亂類比成清末的革命派起義,其實有點牽強,孫文一黨在清末既無法如梁天琦般參政,年初二騷亂與本民前的關係也撲朔迷離,前者不是黃花崗起義,後者亦非同盟會。事實上,究竟誰或是否有組織預先策劃,難有明確答案,觀乎騷亂參與者的行為,大概是偶發的。因此,即使認定泛民為康梁一類,「革命」帽子也不可以隨扣在梁的頭上。

騷亂:英國18世紀

按現時資料看,旺角騷亂比較像1966年的天星小輪加價的「九龍騷動」(官方命名,英文為Kowloon Disturbances),與1920年代末由中共領導人發動的城市暴動、1956的雙十暴動、67暴動等,都相差十萬八千里。突發騷亂在現代政治中,雖時有發生,但畢竟不是常規政治抗爭。既然是突發,訴求不清,策略及手段不統一,單純判斷一場騷亂為左或右,革命或改良,意義不大。

突發騷亂在前現代的政治中,出現次數頻繁,也是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例如明清時期日漸增多的民變,另一個例子是歐洲在18世紀的農村騷亂,尤以食物騷亂(food riot)為重要類型。這些騷亂只有臨時的領頭人,沒有持久組織,只有零星小組織參與或點火,事件背後雖有一定政治經濟原因,但大致屬偶發的事件。旺角騷亂由小販擺賣而起,很有18世紀英法城市騷亂的特質,例如,突然冒起頭來的領導者,如黃台仰及梁天琦,以至一群本土派領袖;而更有趣的是,旺角騷亂不像九龍騷動,它伴隨著選舉,靠選票的政治人物乘風而起。事實上,騷亂當晚在與警察對峙之時,本民前甚至突兀地宣佈梁天琦要遊行宣傳選舉。而當年的杜葉錫恩絶對沒有膽子及條件去騎劫躁動的年青人了。

這一切令我無法不想起18世紀的維爾克斯(John Wilkes)及其追隨者(Wilkites)。話說當年英國王室還不是虛君,國會也遠不是普選。英王喬治三世獨攬大權之餘,還滲透到國會,保皇派主導,打壓異見。維爾克斯推動改革當時腐敗不堪的英國國會,爭取言論出版自由,屢次參選國會議員,後又被國會褫奪資格,甚至因誹謗英王被關進牢房。而大量倫敦的低下層自命維爾克斯的追隨者,參與一連串騷亂,雖已有請願派傳單,喊出「沒有自由,沒有國王」以「維爾克斯與自由」等口號,但間中亦串插與保皇派群眾毆鬥,襲擊有財有勢者的府邸等騷亂行為。1768年,在聖佐治廣場(附近是關押維爾克斯的監獄),騷亂群眾遭軍隊開槍鎮壓,史稱「聖佐治大屠殺」(Massacre of St George’s Fields)。

用今天標準看維爾克斯,他既有激進派特質,也有點投機,他的離經叛道個性以及出眾的口才是他的生存之道。1774年他當選倫敦市長,是維爾克斯運動的頂峰。但是,入了體制的他,愈來愈無法駕馭那些追隨者,特別是參與騷亂的平民。與18世紀大部份騷亂一樣,參與者的社會成分複雜,以工人及小商人居多;政治派別上,既有主張限制王權的輝格黨人(Whigs),也有他的死對頭保守派托利黨人(Tories),更有大量非國教派的新教教徒。這些人當中有政治激進者,保守者,也有反愛爾蘭人的種族主義者。因此,他甚至跟英王說,他自已不是維爾克斯主義者。1780年,他因為參與鎮壓反天主教的哥頓騷亂(Gordon riots)而漸被群眾捨棄。觀乎維氏的故事,梁天琦的政治命途大概也不會如他口號般簡單。

George Rudé指出,這些騷亂看似雜亂無章,但有幾個特點。第一,參與者是勞動階層;第二,仇富;第三,排外以至有種好戰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無論是天主教徒、愛爾蘭人(通常與前者視作等同)、法國佬等等,都有點敵視。這三個特點在整個18世紀的各場騷亂中也看到(Rudé 1964: 62-64)。旺角騷亂也有點這些特徵,當中可以修正補充兩點。旺角騷亂很明顯有仇恨警察,當年英國沒有很容易理解,因為英國的警察制度要比法國晚,要到19世紀才有像樣的警察隊伍。鎮壓騷亂需要靠軍隊,軍隊又不是常規巡視及監控城市空間生活的力量,與警察不同。此外,「沙文主義」一詞的用法很有啟發性,18-19世紀這種現象在英法(例如我記得馬克思便曾稱拿破崙治下某種法國人自豪感為沙文主義[出處有待查證])以至不少歐洲國家也有,通常指一些既存的民族國家中的人高舉他們國家的身份,瞧不起外人,是一種優先論及中心論。而那些弱小民族(如愛爾蘭人或未統一時的德意志日耳曼人)的認同以至建國運動,他們沒有現成的民族國家,只有未來的建國目標與計劃,則大致可稱為民族主義。香港本土派的思想情緒,可以說有點沙文主義,因為香港本身便自視及被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特別行政單位,連曾鈺成也指,本土意識是一國兩制之下很自然的現象,反大陸化也是「無可厚非」的,從這個意義來看,大部份本土派其實算是沙文主義為主;不過,香港已有人提出獨立建國,具有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味道(是否已成一場運動,則似乎言之尚早),所以,可以說是沙文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合體。

「反祖」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英國及法國18世紀城市騷亂是一個過渡階段,是城市平民蹣跚學步,學習抗爭,當時還沒有現代政黨、沒有像樣社運組織(只有些簡單的小社團),群眾的政治界線不清,連有點紀律的遊行也不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認為,接下來世紀之交的工人運動,特別後來爭取工人權益及普選權的憲章運動,就是激進工人領袖把這個被統治階級視為「暴民」(mob)的傳統重新挪用及組織起來的成果。(Thompson 1963: 27)

如果我們把這段歷史生硬地普遍化成社會進化,旺角騷亂可以說是一種「反祖」現象,回到1966年九龍騷亂的彌敦道現場,甚至有點18世紀英國騷亂與改革共生的倫敦街頭。

香港自1990年代以來,由半調子形式民主、政黨政治及社會運動所構成的公民政治文化(或借用羅永生的「虛擬自由主義」來理解更好),好像有點無以為繼。面對北京專權在香港擴張,容易令不少本來便沒有多大公民社會認同與想像的人感到幻滅。香港論者習慣歸疚於泛民主派的無能,本土派更進一步製造「左膠」罪人。不過,宏觀一點看,這是全世界的民主危機及民粹主義冒起的癥候:西方國家極右民族主義的政治明星雖不至於三分天下,亦穩佔角色;有人甚至把美國特朗普的冒起,亦歸為新自由主義導致自由派的霸權危機,受殘害的社會底層的白人以法西斯面目進行復仇。

改革

宏觀的大勢,不應用來解釋掉香港的特殊性。嚴格來說,香港不算是「反祖」,因為,香港的公民政治文化先天不足,只能算是半真半假的進化。我們的半調子民主自由勉強算是爭取回來的成果,但卻更大程度是「賜予的」,是港英統治晚期(加上與中共協商)培植出來的,扎根本來就不深,拔苗助長下,卻曾經令人以為會繁花似錦,妄想擠身民主地區之列。勉強來說,我們只是18世紀英國的階段,而且,維爾克斯來類比梁天琦或任何政治人物,條件只是更差。維氏以「愛國者」(Patriot)之名,改革一個名不符實的憲制,著名的「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其實是當時保守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罵他的話,約翰遜就是英國沙文主義者,所以,當時的英國是愛國者大戰沙文主義,同在一國,爭奪「英國性」的界定與建構。而香港人則被困在無法動搖、難以認同卻又名實不符的「一國」憲制之中,爭取小城自己「一制」的憲制權利,至今妾身未名。梁天琦如無意外應可以取得立法會議席,可能可以改變一些政策,又或者推動一點政治改革,但卻無法改變香港的憲制地位,因為,不只他,任何香港人或中國大陸人,根本無法以選舉參與人大,參與全國憲政及政治最高機構。

我以為,香港如今的政治形勢,並非任何改革之路無望,若無望,為何連本土派也趕著要參選?都說是抗命的年代,到底是個怎樣的年代?大概像晦暗、混亂的18世紀歐洲時期,是香港人重新學習公民政治的年代。我並不同意本土派對泛民的否定,但現下的確是重新估量及重整公民文化的時期,沒有甚麼可以視為理所當然。回顧歷史,18世紀並不是必然革命的年代,因為,除了法國在1789年意外地發生了一場革命,它對岸的英國,以至不少歐洲國家的平民騷亂,並沒有導致革命。平民沒有現成的公民政治手段,也沒有革命武器,卻在喧鬧之中,一跌一碰下尋找出路。

Rudé, George. 1964. The Crowd in History, 1730-1848: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1848.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Inc.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nguin.

 

錯得離譜的陳佐洱

陳佐洱一出聲,全城哽耳,不分泛民建制。

陳先生退而不休,仿如有甚麼任務有身,總是說個不停,可惜愈說愈錯。鄧小平當年抽取毛主席講過的「實事求事」,可惜,像陳佐洱這種中共官僚最不「實事求事」,把不同性質問題混為一談。為了打擊香港的異議,把政治衝突硬說成阻礙香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其實,先不論兩者是否有關係,單單是香港經濟發展好壞的判斷上,也沒有多少根據。以一個早已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城市來說,每年GDP有2-3%,算不錯了。當然,陳佐洱用新加坡來比,香港GDP的增長為何不及新加坡?這算是合理的比較,起碼是個可討論的話題。但他接著把香港與澳門比較,便顯得不倫不類了。

陳佐洱沒有說,澳門的GDP基數比香港低得多,一下子大量外資賭場引入,增長當然爆升。澳門自1966年以來政治相當「和諧」,但在2000年代初賭權開放以前,經濟卻不見高速增長。澳門去年破天荒有兩萬人「反離補」,難道陳佐洱又認為是近日經濟下滑的成因?

而且,經濟增長不一定是好事。陳佐洱除了提及澳門,也講內地城市。內地城市的GDP增長的確高速,可是,這種高速模式是否我們(甚至包括北京政府)樂見的呢?有大陸學者統計,全國新城區規模人口達34億,可以住2.5個中國以上!誰也知道,中國城市的GDP是靠大量基建投資撐起來的,基建背後則是國有銀行放水,放水及基建的膨脹造成債務與浪費。如果香港像內地城市一樣,只靠長官意志,沒有起碼的立法會、媒體及市民監察,我們的確GDP會高一些,例如,高鐵超支不會成為問題,不管要追加100億還是1000億,反正也會有人會埋單,市民也無從反對。

陳佐洱更錯的是,把這些問題歸結為兩個內因:「去中國化」與「沒有去殖化」,顯得莫名奇妙。

陳佐洱推崇的新加坡,不單是個獨立國家,並不屬中國的「一國」,而且她的統治階層是海峽華人,是最「去中國化」的亞洲華人,不少人甚至只說英語。如果經濟發展與是否「去中國化」真的有關係,那麼,新加坡恰好是個反例。至於澳門,把賭權開放給美國人是整個澳過去十多年來發展的主因,這又算是哪門子的「去中國化」?還是中共主導下的美國化?

香港的確有人嘴巴說說「去中國化」,到底具體政策、制度及行動所指的是甚麼?我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倒是陳佐洱自己好像很清楚,他甚至追源溯始地說,老殖民者1980年代在香港搞「去中國化」,現在有人老調重彈。對不起,又是錯。馬傑偉曾在英文著作中用「去中國化」一詞,指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香港社會文化趨勢。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殖民者的計謀,所謂「去中國化」是因緣際遇下的結果,即在文化及社會層面上,香港成為一個呂大樂所言「自成一體」的社會。而當年嘗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跟彭定康等港英官員對罵過,但我從來沒有聽過北京官員批英國人「去中國化」。

我倒是記得,北京官員最恨的,就是英國改變原有的香港殖民制度,例如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而北京政府最愛的,是1990年代以前的香港殖民制度,包括到現在還存在的功能組別。現在來跟我們說要去殖化?太搞笑吧!

同時,陳佐洱還沒有說,1980年代末,香港已發生「再中國化」(re-sinicization)了。一方面,官方及媒體為配合回歸,加強了中港一家的民族主義宣傳,例如張明敏等的愛國歌曲,90年代賑災中的「血濃於水」;另一方面,100萬人上街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亦令全城民族情感史無前例地高漲。當然,陳佐洱不會承認後者這種反共的愛國主義。

為未來的國度而慶祝

(重貼一篇2009年的文章)

提起「十一」,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不知為何,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我一直弄不清楚,是我記憶有誤,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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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 ﹣﹣給中國大陸青年的一封信

您們好!我雖住在香港,但也經常到國內跟朋友碰面,或觀光購物;因為在大學教書,所以也曾在大陸做點研究或開會。幾年前開始,我透過微博跟大陸的朋友聊天,圍觀各種大事。然而,近幾個月的確少去中國大陸,連上微博也少了,部份原因是不經意間花了不少時間留意及參與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好幾天都去特區政府門外的「公民廣場」,成為數以十萬計黑衣人之一。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