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屎片醫生兩例

網絡上有kol,有五毛水軍,但藏在他們背後的,應該有一類網絡屎片醫生(spin doctor),讓網民對某些事件只作某類解讀。

只要細心閱讀,大陸的微博每天有這種案例。今天看到這宗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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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下評論,湧出許多反美,批評「小日本」喪權辱國等等的言論,因為,這段新聞不知意或無意,令人感到好像這名美軍士兵可以逍遙法外,或獲得輕判,反而日本政府要代他賠償。新聞沒有交待殺人的美軍最後如何,他其實是被判了終身監禁;也沒有提及日本法院已判了犯人賠償,但由於犯人表示沒錢,受害人家屬只好找政府。而且,我懷疑受害人家屬的理據是,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對美軍駐日均有責任,在相關約束美軍措施上可能都有疏忽,因此成為追討民事賠償的對象。這與美國霸權關係其實不大,我相信,反對美軍駐日的社運人士,大概也不會反對日本政府賠償吧。

另一宗案是關於中港矛盾的。高慧然在11月17日的《蘋果日報》中刊發了〈有信用者不用支付寶〉,認為用信用卡的人才是上等人,要預先存錢入支付寶使用的人不是,支付寶也不是先進支付系統,連八達通也不如。這類KOL語不驚人死不休,如何付款也可拉到上等還是下等人,實在令人佩服。但文章的粗陋令人懷疑作者是有心還是無意,她大概不會不知,支付寶的先進,主要是讓中國大陸地區內方便付款。例如,使用者之間互相支付,坐計程車也可用,這恐怕不是八達通暫時能做到吧!它的作用不是預付,也不是要顯得使用者上等還是下等,是方便快捷。蘋果與橙,斷不能說後者維他命C較高,所以是上等水果吧!這樣的文章暗含嘲弄大陸人的機關,對一大群仇恨大陸的香港同胞,算是可口美點,再有人煽風點火,如此文章又可以熱起來了。到底高小姐是否也算是個「屎片醫生」?

大陸這邊也有人和應,不知是否當局策劃,調動幾位醫生幹點好事。畢幹起來有點太著痕跡:大概嫌高小姐的「有信用的人」不夠搶眼,故意從內文抽出「上等人」,把標題改成「我們上等人不用支付寶」,成為港媒奇文,因此高小姐突然在大陸便火起來了。至於誰是大陸這邊的始作俑者,我一時間也找不出來。我能想像,群情汹湧後,隨便冒出幾個說些過份說話(「香港人是狗」之類的),香港這邊又可來下一輪攻勢,沒完沒了。

一個把新聞資訊選擇性提供,一個是做點修辭功夫。當然,這些屎片醫生能這樣翻雲覆雨,也因為讀者早有偏見,所以,他們才能滿足你的偏見胃口,令偏見日益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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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界線與文人身份的分佈

孔飛力認為,中國現代國家起源的歷史傳統之一,可以由魏源的著作說起,而他的問題意識又與全國政治生活的邊界有關關:

「在中國,要劃定這一邊界從來是一件複雜的事情,這是因為,在中國帝制時代,同政治權力的分佈相比較,受教育者的分佈——或更準確地說,文人身份的分佈——要廣泛得多。這當然不是一種僅在中國才存在的現象。然而,這一問題在中國的特殊性在於,自帝制時代之初起,文人們在接受教育時便將考慮政治問題當作自己的天職。而我在這裡要指出的是,在中國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從來就包含著一種對於全國性政治問題——尤其是對於政府品質和合法性問題——的普遍興趣。」(頁86)

孔飛力講的似乎是中國歷史的現代性,即一種歷史處境或時刻,一種與之前不同或面臨斷裂的時刻,或者稱之為一個長時段的過程,也是一種秩序不穩的動盪。

看到這裡,我竟然想起香港。

孔飛力(Philip A. Kuhn), 2014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廣東燒臘在台灣

今天就破例談點飲食。

台灣的廣東燒臘店到底歷史如何,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及,可是,答案十分統籠,我讀著前文後理,並不感到很有說服力。

例如,作者不知有意或無意,把台灣的燒臘店都歸為港式,源自香港。

但不知道各位讀者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多燒臘店呢? 每間名燒臘店背後的香港師傅,又是在什麼因緣際會下來到台灣開店的呢?

首先,燒臘店究竟是否香港創出來的?我沒有做過研究,但我相信不是。我在台北曾訪問過一位住在寶藏巖的湖南老兵,他告訴我,撤退來台之前,曾在廣州待過一陣,經常吃燒臘,離開幾十年後仍然記得那種味道(你記憶中是非常非常鹹的)。我當時沒有詳細問他,但作為一位級別低的士兵,大概不會在高級餐廳享用燒臘吧,大概是燒臘店,甚至可能是路邊攤。

憑記憶,開放改革剛開始時,大約是1980年左右,我在廣州好像已看到有很老的燒臘店,燒臘店應該在解放前已有,後來有些人跟國民黨到了台灣也說不定。

另一個頭緒來自杜月笙的孫子杜順安。杜月笙於1949年跟家人一起離開上海到了香港,1951年便病逝。病逝後家人去了台灣,根據一位作者王豐的訪問,杜順安曾在台灣碰到蔣經國:

祖父去世,我們一家人到了台灣,某日,我們去台北市長安東路一家廣東燒臘餐廳吃飯,剛好蔣經國也在那家餐廳裡用膳,蔣經國那時住台北六條通,和那爿廣東燒腊店隔街相望。他見我們一家人也在用餐,馬上走了過來,和父親握手致意,蔣經國坐在父親身邊,以上海話告訴我父親:「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蔣經國這句抱歉,一筆勾消了過往仇隙,過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這段記載沒有說明甚麼時間,但應該不會是1978年後,因為這一年蔣經國當了總統,總統怎會在街上到處逛呢?至於是否六條通?有另一個記載是四條通,即長安東路一段十八號。而按網上另一篇文章,1969年前,蔣經國是正是住在長安東路,大概就是杜順安碰到蔣經國的時候。因此,他們相遇在廣東燒臘餐廳,應該就是1952年至1969年間。當時廣東燒臘餐廳會否已頗為流行?是否已是平民百姓的飲食?是從大陸來的多,還是香港的多?我不敢貿然斷定,但是,若說沒有任何燒臘店隨國府遷台,則很難令人置信。

隱身廢墟

《明報》「星期日生活」 3-2-2013

去年底,我發現了一本值得珍藏的藝術類書籍,就是巫鴻的《廢墟的故事:中國美術和視覺文化中的「在場」與「缺席」》。巫教授是新中國訓練出來的第一代美術史工作者,於中央美術學院畢業,文革後期曾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他也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流失的藝術人才,1980年,他到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美術史及人類學博士,之後留美受聘於芝加哥大學。自九十年代後期,他開始經常回國為當代藝術家做策展人。

《廢墟的故事》原為英文著作,這本中譯的水平在中國大陸裏應該算是一流。除了譯者肖鐵是受過文學及藝術的學院訓練的學者外,本書也由巫鴻親自校正。書中大量中國書畫的專業名詞與概念,看英文版其實不方便,中譯本會更傳神。有了巫教授的校正,讀者對中譯本的準確性應可放心,加上粉紙彩色印刷,價錢只及英文原書的四分之一左右,值得收藏。

沒有頹垣敗瓦的廢墟

巫鴻捉住了「廢墟」的主題,為門外漢的讀者(包括筆者)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重讀中國古典與現代的藝術。而且,巫鴻的詮釋由符號象徵與美學經驗出發,旁及社會及政治脈絡。書中以一個有趣的觀察作始﹕中國有源遠流長的詠古詩詞傳統,對古戰場、廢城遺址等等有各種的感懷,可是,在中國畫中卻幾乎沒有廢墟的視覺呈現。當中他舉出的石濤《清涼臺》及《江南八景》冊中的「雨花台」等例子最為明顯,題字是懷古,提及古臺、頹寺、廢園等等,但畫中卻完全沒有,只有尋常的山中房舍,完整無缺。唯一懷舊的提示,只有《江南八景》中出現了一人在土丘上遙望遠方的「空無」。

古羅馬廢墟,是文藝復興以來歐洲藝術家不斷前往憑弔、取材、獲取靈感的地景。中國「懷古畫」卻幾乎沒有這種廢墟,除了以懷古詩詞讓人想像外,最多出現的是枯樹與石碑,前者猶如記憶盤根錯節,後者象徵歷史,以文字標記重要的歷史事件。兩者皆不以視覺呈現歲月在物質裏的痕舻,而是引導觀賞者透過象徵及隱喻來懷古。

隱喻中流逝的歲月

根據巫鴻的考究,廢墟以視覺對象出現在中國藝術,是受到西方殖民及帝國主義影響。最早有關中國的廢墟畫及攝影,全是西方人作品。十八世紀,英國的馬戈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面見乾隆,隨團的年輕畫家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以寫實及如畫風格,記下大量中國廢墟情景。而十九世紀的菲利斯.比亞托(Felice Beato),則跟隨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軍,拍下戰場的殘垣、敗瓦與屍體。他們的畫筆及鏡頭下,是一個即將或正在敗亡的古老國家,歲月與西方槍炮漸漸畄走它的榮光,讓西方人以至後來的中國人目睹了如廢墟般的國家,並反過來建立起西方帝國的威勢。

因此,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廢墟感知及意識,充滿了國難的悲戚。例如,中國人自己大量呈現廢墟視覺再現的是1930年代的戰地記者,以及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畫家,如吳作人及高劍父等等。亦因為這個緣故,作為國恥象徵的圓明園廢墟,也在此時進入現代中國的國族意識。第一個圓明園遺址及文獻展覽,就是1931年中國營造學社和北平圖書館合辦。

廢墟所呈現的事實

從此,廢墟以不同形式出現在中國現代及當代藝術之中,亦有意或無意地成為國族想像的重要部分,他分析及討論的例子包括費穆的電影《小城之春》、文革後「星星畫展」的藝術家、90年代以來的先鋒藝術家(宋冬、榮榮、張大力等)等等。廢墟由戰爭摧殘與亡國的象徵,變成文革後知青眼中百廢待興的國家,以至國家資本主義摧殘小市民舊城社區的罪證。

巫鴻全書要論證的,早在書的中段已說清楚:歐洲的廢墟美學中斷了中國傳統的懷古體驗和表現方式,令人有點失望的是,他在書的後半部沒有再為現代及當代中國藝術作進一步的總結。不過,作者把書的最後一章名為「國家遺產」,卻給了我一些啟示。

廢墟是歲月銘刻在萬物的結果,正如人無法逃避死亡,任何人為建造物,不管當下如何宏偉,如何精心構造,亦逃不開廢墟的命運,乃至消亡。當歐洲的浪漫主義以強烈的視覺呈現,直面廢墟,並轉化成美學昇華;然而,中國的文人傳統卻採取迴避態度,卻在象徵、隱喻及文學想像中迂迴地感應它。西方的暴力與文化,迫使中國人直觀廢墟的浪漫與悲劇。可是,新中國的國家意志為了求新,嘗試永久又粗暴地把廢墟清除。在戰火中倖存的北京城中心,逃不過中共的改造大計,塑造成天安門廣場與周遭的地標,它們恍如超越時間侵蝕的國家象徵與節慶舞台。可是,諷刺的是,國家的強大改造力量卻不斷摧殘自身的一切,包括它的人民,廢墟與廢墟的感覺揮之不去。

遺忘與取代

巫鴻的書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中國經驗﹕兩個月前,走訪廣州恩寧路後被拆得一塌糊塗的社區,瓦礫中有一個半倒未倒的二樓平台,遠看像懸在半空,充滿魔幻感。在社區做口述歷史的大學生告訴我,前陣子有行為藝術家在那兒跳舞。廢墟中我看到好幾幢孤零零的老房子,據說要保留下來配合未來發展。再走幾步便離開拆遷區,進入恩寧路兩旁的騎樓行人道,老房子像剛塗上油漆,簇新整齊的街道上看不到半個攤販,比電視城的古裝街更像古裝街,那是廣州市最新改造、推廣的老街。

崛起中的大國,是廢墟的在場,也是缺席。

說書人還是知識份子?﹣﹣莫言獲獎後的爭議

初中的歷史科老師告訴我一個故事:朱元璋把《水滸傳》作者施耐庵關進牢房,大臣劉伯溫是施的舊友,到獄中探訪施並告訴他:「你怎樣進來,便怎樣出去吧!」。施想了一會,便把《水滸傳》結尾改為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於是,施馬上重獲自由。

這其實只是民間傳說,並無歷史憑據。我這位老師像個說書人,把許多歷史人物與事件,混在民間傳說與武俠小說之中,學生如我聽得如痴如醉。事後想起,他沒有怎麼教歷史,卻在沉悶的教室裡延續了宋代以來的民間說書傳統。

也許因為他,令我把歷史當作故事,小說更只是說書的話本。這有點貶低了現代小說家地位,因為有人認為,他們就是知識份子,跟樹下說書先生不能同日而語。我其實也無異議,但直覺上還是認為他們與古代的說書人近一點,包括剛拿了諾貝爾獎的莫言。

莫言的故事,我讀了超過二十年,帶給我許多對中國大陸社會歷史的想像,享受其中的趣味。可是,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他是否夠資格獲諾貝爾獎?環繞著他該不該獲獎,以至對他領獎所說的話的評價,有各著各種爭辯詰難。我個人認為,這些是非,才是令莫言獲獎一事成為2012年中國最重要的文化大事的因素,也令我重新思考體制內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定位。

稱莫言為說書人,其實也不怎麼妥當。說書傳統已失,莫言不是坐在樹下的說書先生,而是一年可以收到超過兩千萬人民幣版稅的作家,是作協的副主席。但是,視他為現代知識份子,爭議恐怕更大。正如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 )在《立法者與詮釋者:論現代性、後現代性與知識份子》一書中所說,芸芸對知識份子的定義裡,只有一個共性,就是自我定義。我們又該不該把自己定義的崇高標準,套在莫言身上,以至對他的言行作出指責?

當然,許多人也認為應該。這方面較完整的批評,可參考林培瑞(Perry Link)在《紐約書評》的<這個作者有資格拿諾貝爾獎嗎?>。林培瑞長年關心中國異見份子,早年編過劉賓雁的文集,十多年前譯過《天安門文件》,今年剛出版了劉曉波的英譯文集,他對莫言的不滿完全可以預計。從文學語言及美學角度出發的,有孫笑冬(Anna Sun)的<莫言的「染病語言」>,亦寫得相當辛辣。

雖然莫言在獲獎初期表達了少許支持劉曉波的委婉之聲,但觀乎他在瑞典的表現,實在比他小說中任何一位窩囊男人更窩囊。他和應大陸官方說法,對中共的唯一反抗,可能只有「忘記」帶備講稿的小動作。對莫言的憤恨,自然跟劉曉波兩年前獲諾貝爾和平獎有關,林培瑞在這點上很坦白,他與劉霞一樣,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太荒謬了。兩年前,中國政府剛把劉曉波判刑十一年不久,卻收到劉獲和平獎的消息,除了憤而大罵西方「干涉內政」,國內封鎖消息,把劉的妻子劉霞軟禁。民間的支持者除了繼續抗議,便只能「飯醉」慶祝。如今,中國政府卻為莫言大肆慶祝,大力吹捧。

我其實不怎麼關心諾獎本身,諾獎充其量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中共愛慕兼嫉妒西方榮譽的醜相,也照出中國知識份子的艱難處境。期望諾獎得主是值得我們崇敬的公共知識份子,是人之常情,事實上,絕大部份得主又的確代表了不服於現世權威的道德及美學信念。劉曉波肯定是,但不為中共所容,用鮑曼的話,劉儼如民間立法者,為眾生指出普世的理想方向。莫言不是,他的故事寫得再精彩,如何對中共嘲諷,也走不出施耐庵的困境。

用公共知識份子來作標準,莫言肯定是不合格的。莫言獲獎前不久,參加了手抄毛澤東 1942 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其實已足以證明了。嘗試為莫言辯護的學者羅福林(Charles Laughlin)也承認了以上事實,可是,他還特別寫了<莫言的批評者們錯在何處>一文,回應林培瑞與孫笑冬等的批評。他認為,不能只看到體制外的異見者的悲壯,也要肯定或起碼理解體制內知識人的文化創作意義。這我倒是同意的,不過,我想把羅福林的想法再推一步:要理解莫言,便要把他放回到說書人的處境中去看。

讀過莫言小說的人,即使不喜歡,也會注意到他小說的故事,充滿了「我」與家族鄉里在共產中國大歷史中的小故事,是十分典型的「國家寓言」。例如,早期的《紅高粱家族》有我奶奶,最近期《蛙》的我姑姑。故事人物往往包含著國家及黨賦予的歷史任務及角色,卻又有著個人自身的渴望、情慾與個性,溢出前者設下的框框。我奶奶是抗日英雄,可是,她不受禮教束縛的情慾與個性,使故事又不太像官方敘事。而《蛙》裡的我姑姑,保留了幾分我奶奶的狂野之餘,是新中國一位鄉村醫生,這個角色設定也太白了。她愛國愛黨,為大量新中國嬰兒接生,卻又要執行國家在1960年代中之後的計劃生育,迫害不少村民,自己在文革也被迫害,她的人生與信念遭受重重的矛盾與煎熬。這樣的故事,肯定不是黨八股文學,是文化反抗嗎?我也不敢肯定。至於是否如黃秋生所言的「變態、扭曲、極端的性壓抑」?我則覺得太簡化了。

孫笑冬認為,莫言的語言內裡「混雜著農村方言、老一套的社會主義修辭和文學上的矯揉造作」,既平庸又缺乏美學信念(conviction)。孫的批評,同樣是建立在一種立法者式的知識份子的標準上,即要求超脫主導權威的美學政治。的確正如孫所說,莫言是在「破碎的、世俗的、可怕的」人間中講故事,欠缺偉大的視野。我最近剛好讀他的《蛙》,內裡有一段令人不禁莞爾:1979年農村生活好起來,一位農民覺得,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要感謝華國鋒主席,他接著又說:「我看得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是主動死了,一切還是照舊呢。」

這是犬儒主義?還是綿裡藏針?許子東教授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短評,名為<莫言獲獎的”幸運號碼”>,相當能點出了莫言的處境。如今中國創作及思想自由多了(出名如莫言者版稅也多了),但「行為」與「影響」還是被管得很嚴,包括出版或改編電影電視劇。小說家洋洋灑灑十數萬字,在這個講求速度與感官的流行文化年代,影響很有限,很多人還不知莫言是何許人呢!而且,莫言與官大人大概也都懂分寸,只要不改編成電影便比較好辦。莫言其實有點像鮑曼所說的後現代知識份子,是受困或依仗於「地方傳統」的詮釋者,難登普世的大雅之堂。他的地方傳統很有中國特色,有點像《水滸傳》,但可能更受管束,他活在一個由官方限定,破碎又不完全馴服的庶民想像。

所以,諾貝爾獎可能不是評議莫言的最好場合。據說,他的<透明的紅蘿卜>將來被編入中學教材,讀過的人應該也會很期待,這個說書話本,老師及學生在教室與教材裡會如何讀它?

羅福林<莫言的批評者錯在何處?>《紐約時報》中文網

Perry Link. “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na Sun.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為未來的國度而慶祝

(重貼一篇2009年的文章)

提起「十一」,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不知為何,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我一直弄不清楚,是我記憶有誤,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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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 ﹣﹣給中國大陸青年的一封信

您們好!我雖住在香港,但也經常到國內跟朋友碰面,或觀光購物;因為在大學教書,所以也曾在大陸做點研究或開會。幾年前開始,我透過微博跟大陸的朋友聊天,圍觀各種大事。然而,近幾個月的確少去中國大陸,連上微博也少了,部份原因是不經意間花了不少時間留意及參與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好幾天都去特區政府門外的「公民廣場」,成為數以十萬計黑衣人之一。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