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在英國

Thompson強調個人如何進入一個特定的社會角色、社會組織及關係,是「歷史問題」(頁10),言下之意,他指的應該是:「這不是一個預設的理論問題」,但是,「歷史」對他來說又是甚麼呢?

Thompson在討論法國大革命對英國的影響時,也許能看到一點他的歷史觀。

首先,他十分仔細分析,英國人在接收「法國大革命」的過程,當中既有英國的變化,也有「法國大革命」的變化(由攻陷巴士底到送法王路易十六上斷頭台)。法國大革命是歷史事件,對身處對岸的英國來說,是偶然的,但是,歷史事件對英國的影響,卻又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英國自身的處境。他指出,法國大革命剛爆發時,並無即時構成英國改革運動激進化。因為,英國一直有反法(同時也是反法王、天主教、教宗等等)的普遍情緒,所以,法國大革命推翻「舊制度」,英國上下也大致歡迎,英國王室、貴族、上層階級甚至認為,這是讓法國脫離絕對君權,變成跟英國相近政體的時機。

Thompson討論到1791年發生的伯明翰騷亂(Birmingham Riot),保皇派群眾攻擊一個非國教派慶祝法國大革命的聚會。有一些說法指這是英國「反雅各賓」官方運動的開始,但他指出,當時仍未形成廣泛的「雅各賓黨人」與「反雅各賓」的政治衝突。他特別分析這場騷亂的社會性質及行動方式,並總結為18世紀式的騷亂,少數人煽動利用群眾,內裡的仇富、宗教情緒大於革命與反革命的對峙。法國大革命事件碰上英國18世紀式騷亂算不算是偶然?

偶然的碰撞是否會導致新的變化,端視人們如何反應。特別是非國教派改革者與英國統治階級如何閱讀這場騷亂,以及如何連繫上法國大革命,則是更為重要。伯明翰騷亂令不少改革派工人感到新一輪保皇派的攻擊要來了。更重要的是到了翌年,亦即1792年,當法國的雅各賓黨人領導革命群眾,遞捕王室成員,甚至造成後來的「九月屠殺」,剿滅王室成員、教士及貴族,成功推翻了法國王權,終結了短暫的君主立憲,開始了「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這些都震撼了英國王室,以至歐洲所有掌權的王族;與此同時,潘恩(Thomas Paine)的《論人權》在大西洋兩岸一紙風行,挑戰英國王室,反對英國憲制,在下層工人階級中得到和應。因此,在內外因素夾擊下,英國王室、統治階級戒心日重,並採取嚴厲的反潘恩的措施,包括禁止出版及流通他的著作,監禁改革派人士,全面禁止他們的公開活動。因而,形成了保皇派與改革派的持續的敵意及衝突。簡單來說,法國大革命,以至雅各賓主義的共和理念,是透過1792年的潘恩宣傳所形成的,在鬥爭中形成了一種「新民主意識」(new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頁80)。

這裡說的歷史,指的似乎不是「法國大革命」這樣的事件,而是相對穩定的關係,在偶然(法國傳來革命的消息)因素的刺激下,在宏觀的結構或形勢改變下(由法國事態變化所形成的歐洲革命風潮),令人們以新方式回應,因而產生了變化。在這裡,英國政治進入新一頁,但究竟這一頁如何,並不由法國大革命事件影響決定,而在於人們如何接受它,回應它。

1793-1800年英國與法國開戰,在法國叫革命戰爭(Revolutionary War),事實上,當時的法國革命政府及軍隊與全歐洲保皇派開戰。在英國,反雅各賓的打壓措施全面推行,改革團體的公開活動日益艱難,也迫使他們調整自己的立場及組織。他們一方面把潘恩的名字放後,減低共和主義的調子,強調恢復憲政的「純潔性」(purity);另一方面,活動由倫敦這些中心地區,散佈入更基層的社區,如Sheffield及Norwich,甚至是蘇格蘭(頁133)。而且,他們的主題更強調經濟及社會福利,組織上更靠近法國雅各賓主義,例如,模仿法國國民議會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

當時英國的工人團體的力量弱,以至英國統治階級聯盟的內在凝聚力強,這些都令英國不足以構成法國大革命的勢態。然而,法國大革命也的確讓英國政治沿著改革與保守兩邊撕裂開來,而且,由於英國保守派動用司法手段,囚禁及流放異見者,所以,鬥爭及鬥爭意識在法院及審訊之中展開。

Thompson沒有完全否定英國到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法律制度,沒有簡單貶之為「資產階級法律」或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他認為,英國工人組織在嚴苛的反雅各賓風潮之中倖存下來,多少是靠著英格蘭本土的法律制度(甚至帶點文化種族偏見),一定程度保護公民權,以及剛確立的陪審員制度。

有一個反例可以說明,屬英國殖民地的蘇格蘭,那裡法庭人權保障不足,工人遭受嚴苛打壓,殖民體制讓蘇格蘭工人領袖付出了沉重代價。他特別提及Joseph Gerrand,他在蘇格蘭被控煽動叛亂,他本來可棄保潛逃,但卻慷慨就義,在法庭上發表演說,後來被判流放,一年後死於澳洲。Thompson指,Gerrand犧牲,震撼了改革者,以至整個英國,令英格蘭人認為他們不可以讓這種事在英格蘭發生,因此不少被捕者逃過一刼(頁141)。1794年,包括Thomas Hardy等在英格蘭倫敦的工人改革者雖然先後被控煽動宣傳、破壞社會安寧等等,但不少人最後無罪釋放(同一時間,位處邊緣地區的改革者則遭囚禁與流放),使運動不至於完全被剿滅。

Thompson似乎想說,英國司法制度的獨特性,與統治階級的相對分離(其實相當程度上限於倫敦),形成一種半調子的互相制衡,令革命風潮下的英國既沒有走上法國大革命的道路,也沒有變成一場絕對君主尊制下的白色恐怖。對Thompson來說,歷史書寫便是要發掘這些在地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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