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傳統與非國教派

在Thompson的論述裡,工人運動與公民社會傳統並不是一個相悖的運動,起碼在18-19世紀之間不是,相反,要孕育出一種公民社會傳統,才能令工人以新姿態進入新的政治舞台。要補充一點,Thompson並沒有用「公民社會傳統」一詞,他指的是非國教派的組織與意念,而不是二十世紀的「公民社會」概念。

Thompson指,非國教派在17世紀至18世紀,呈現出不斷分裂但又生生不息的面貌,它們作為信仰團體,經歷了宗教迫害,政治打壓與收編,然而,他們保存著良知自由,以及基層民主參與及平等的小共同體生活,渡過了幾乎兩個世紀,孕育了幾代的改革者。

同時,這個我稱之為「公民社會」的傳統,有其獨特的精神面貌。

  1. 持守內在王國的高貴,抵抗外在王國的壓迫與誘惑;
  2. 自律的道德意識及行動力,而非「他律」隨風擺柳,無所依靠的追逐。既不追隨權貴,也不討好騷亂暴民,更不會自暴自棄,泯滅一切道德意識以及責任(「我也不想這樣,我也不想參與政治,但現實令我無法選擇」),並反過來建立自己的世界觀、道德世界以及行動方式;
  3. 對廣大群眾(unlimited members)的信心,即一種類近普渡眾生的情懷,與草根同負一軛;
  4. 既有千禧年的宗教意象,亦有一種超越世俗的耐性。

從這段歷史去看,香港公民社會傳統的荏蒻,不在於缺乏簡單的物質條件,而在於精神面貌。只有發揚、持守及培植一種類似的精神面貌與基層實踐,才能在長時段的不利環境中生存,並孕育出改革運動。

從概念上,Thompson由外到內考察了公民社會傳統,外是指它們活於怎樣的政治環境,內指的是當中成員的組織及精神面貌。如果把19世紀視為英國民主化,則這段分析有點「新教倫理與民主精神」論題的味道。有關這方面的討論,暫時只找到一位名叫Milan Zafirovski的美國學者,討論加爾文教與威權主義精神(authoritarianism),他似乎持相反觀點,還沒有看,不敢妄加判斷。而且,Thompson並沒有清楚發展出這樣的論題,事實上,他一方面指的是十八世紀末的英國非國教派。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像循道衛理這一類的新教有其內在矛盾,他指的並不是教會直接改造政治,相反,教會總是相對或十分保守,它只是有意或無意地提供了一種文化土壤,讓個別的人發展出激進政治的可能。

然而,這些教派所提供的精神世界與社群,又好像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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