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與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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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

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形式》的第二章<基督徒與地獄魔王>(Christian and Apollyon),我第一次讀時完全讀不下去。最近再讀,多了不少體會。

這一章集中討論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s, Dissent)對工人階級抗爭文化的影響。他的標題取自班揚(John Bunyan)的Pilgram’s Progress(一般譯作《天路歷程》)一書。Bunyan是英國光榮革命期間的一名浸信宗信徒及神職人員,他被英國國教所迫害,被長期監禁,他在牢房裡寫下這本影響深遠的宗教寓言。故事中,經常出現基督徒面對地獄魔王。這本書及這個寓言中蘊含的對立,在18世紀的非國教派中影響深遠,甚至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的工人階級仍然十分重視,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指南。Thompson對非國教派的分析,便是放在這個背景中分析。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

  1. 非國教派在低下階層發揮影響力,尤其工匠等。當時,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land),雖然是英國王皇為脫離羅馬天主教而成,但基本上是其英國翻版,是統治階層的教會,低下層要服從當時的英國層級秩序,因此,它在16-18世紀代表著建制力量,甚至迫害非國教派,到了18世紀才稍為放鬆。同時,亦因為打壓放鬆,部份非國教派承襲福音主義的傳統,向低下層散播,包括貴格派(Quakers)、長老教派(Presbytarianism)、浸信宗等等。
  2. 非國教派不停分裂,宗派之間互相競爭,形成了19世紀工人階級文化的溫床(p. 55)。
  3. 由於非國教派的異見及被迫害的歷史,他們秉承了「內在王國」與「外在王國」的張力,這種張力未必時刻成為反抗精神,更多的政治寂靜沉默主義(political quietism)與順從。然而,它卻是獨立自主的前提。例如,良知的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統治農村的是鄉紳,統治城市的是腐敗的市政團,統治國家的是腐敗之中最腐敗的團體。但教堂、酒店和家庭卻是自己的(平民老百姓),在”沒有尖塔”的宗教崇拜地,有思想生活的自由空間,也有作”成員無數”民主試驗的自由空間。」”The countryside was ruled by the gentry, the towns by corrupt corporations, the nation by the corruptest corporation of all: but the chapel, the tavern and the home were their own. In the ‘unsteepled’ places of worship there was room for a free intellectual life and for democratic experiments with ‘members unlimited’.”(p. 56)
  4. 非國教派中的循道衛理宗,在18世紀末發揚光大,復興了福音主義,向平民開放(正是所謂「成員無數」的想像),在不少職業的勞動階層裡有大量的祈禱會、佈道會,強調平民教徒的投入,是民主的實踐(雖然整個教會的長老核心仍然是少數人把持)。
  5. 部份非國教派更有一種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想法及實踐,尤其是貴格派(Quaker),特別是它的其中一個分支Shaking Quakers,他們就是Robert Owen的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的原型,強調打破性別、階級差別,共同生活。
  6. 不少非國教派有千禧年運動(millennialism)想像傾向,期待神的國度或聖人即將降臨,構成了重要的想像(imagery),以對應一個腐敗的現世。
  7. 然而,非國教派在政治上卻是曖昧的,他們有些強調對當權者的順從,即使有不少同情改革或革命,但公開直接支持改革者或革命者是少數。例如,支持美國獨立的Thomas Paine有Quaker的背景,但沒有任何Quaker支持過他。
  8. 非國教派的平民教徒不少漸漸變成「自然神論者」(Deist),強調理性而不是啟示/神示(revelation)或權威來確證神的存在,他們透過大自然的經驗來確證神,形成了19世紀初工人抗爭運動的精神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E. P. Thompson的論述既不是因果論,也非經構決定論,而是充滿了行動者的能動性,甚至有時顯得偶然。例如,他在<共同體>(Community)一章中指出,19世紀的工人階級共同體的特性--自我紀律、冷戰、平等參與等等,並非循道衛理宗的產物,而是工人有意識地運用的成果(conscious working-class endeavour)(p.457)。

他在第二章中依賴兩個概念,一個是imagery(想像),一個是組織形式。後者比較好理解,因為非國教派在18世紀是不斷分裂的,形成無數小團體,而這些新教教派又在不少社區及職業群體形成更小型的祈禱會、讀經班等等。前者較抽象,他指的是在布道演說與宗教論文(sermons and tracts)中的意像。例如,基督徒與惡魔,又如「內在王國」、「外在王國」的概念,忍受現世痛苦與拒絕取得現世政權的政治寂靜主義,同時又有一種堅定的心智,著名的是聖經名句:”Moth and Rust doth not corrupt”)。

如果更仔細一點看,這與「內在王國」持守,不只是對抗專制者(這其實通常是藏在隱晦的比喻之中),而且是對所有外在誘惑的抗拒。例如,魔王在基督徒中找到盟友,他們有各種借口,讓魔王與教徒能妥協。包括所謂「算盤精先生」(By-ends)、「手遮天先生」(Mr Hold-the-world)、「金錢迷先生」(Mr Money-love)及「普救世先生」(Mr Save-all)。他們以安全、舒適、啟蒙與自由為辯解,在班揚眼中,是丟掉了道德尊嚴與悲憫熱情(moral integrity and compassion)。同時,這也是不種對現實痛苦的安慰與感情補償(p. 36)。

我不肯定,是否所有工人運動或民主抗爭傳統中都有這種宗教式想像(或是否民主運動的必然修件?),都有這種蟄伏的激進主義(slumbering radicalism)。但這確是英國的經驗。這種異見(dissent, dissident)的宗教式想像,卻又是在最艱困的世俗中守護與進行抗爭所必需的。而這是許多基督教傳統不深的地區所缺乏的。例如香港。在一個像香港這種(甚至是過度)世俗化的社會,連許多新教徒也要與魔王或魔王的盟友妥協,而諷刺的是,往往理由是福音主義。而且,在21世紀的香港,誘惑實在太多了,不只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甚至是情感的,也有媚俗的誘惑,這又如何期待非教徒呢?

事實上,非國教派的這種傳統也是矛盾的,因為,太持守「內在王國」,結果也會導致加爾文教派的「上帝選民」心理,孤絕於世(p. 37-38)。跟18世紀復興的福音主義背道而馳,曾蓬勃發展的Quaker日漸內向消沉即為一例。而Thompson認為,在18世紀的英國,他們就是拉扯在這兩端之間。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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