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騷亂」的歷史聯想

[本文的簡短版本刊於《明報》,2016.3.6「星期日生活」<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本文補充了一些資料及分析,也做了少許更正]
圖片來自「香港獨立媒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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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與改良?

如何評價取得六萬多票的梁天琦?單單評價他的政治立場,很容易,他及本土民主前線(本民前)大致類同西方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當然是「香港民族」);要挑他言論的毛病也不難,蕭若元最近在《最新蕭析》中批評梁的本土定義前後矛盾、觀念不清,雖難免予人有黨爭之感,但批評得相當中肯。然而,政治與愛情,不太講邏輯與實證,最重感覺。而且,這些判定容易,卻可能忽略了其更深的政治歷史含意。

雖然本民前去年剛成立時,已有反水貨踢行李廂的行動,但健忘的香港人注意本民前,大概是始於年初二的旺角騷亂。騷亂以及之後的「寧為玉碎」的修辭,梁天琦的「忠誠、團結、犧牲」,有人說具法西斯味道,這說法頗具爭議,但說他喚起共同體最後一戰的悲壯感,大概沒有錯。我的想法,跟陳景輝說的「去政治化的浪漫青年想象」大致相同,只是他更強調了「青年」的政治修辭作用即「所謂勇敢、純粹和奮不顧身」,弔詭的是,它反而沖淡或蓋過了他的「激右本土面孔」,暫時消解路線分歧。

這種集體感覺自然發酵出「暴力革命/非暴力改良」的二分,充滿「暴力革命」的想像。而且,愈來愈多人,特別是年青人接受、支持甚至參與這種想像。相反,由泛民政黨及社運團體領導的非暴力改良,漸漸失去市場。有論者更乾脆,直接採用清末的革命派與維新派來理解

香港的政治論述,似乎離不開現代大中華的歷史經驗情緒,此為一例。不過,把旺角騷亂類比成清末的革命派起義,其實有點牽強,孫文一黨在清末既無法如梁天琦般參政,年初二騷亂與本民前的關係也撲朔迷離,前者不是黃花崗起義,後者亦非同盟會。事實上,究竟誰或是否有組織預先策劃,難有明確答案,觀乎騷亂參與者的行為,大概是偶發的。因此,即使認定泛民為康梁一類,「革命」帽子也不可以隨扣在梁的頭上。

騷亂:英國18世紀

按現時資料看,旺角騷亂比較像1966年的天星小輪加價的「九龍騷動」(官方命名,英文為Kowloon Disturbances),與1920年代末由中共領導人發動的城市暴動、1956的雙十暴動、67暴動等,都相差十萬八千里。突發騷亂在現代政治中,雖時有發生,但畢竟不是常規政治抗爭。既然是突發,訴求不清,策略及手段不統一,單純判斷一場騷亂為左或右,革命或改良,意義不大。

突發騷亂在前現代的政治中,出現次數頻繁,也是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方式。例如明清時期日漸增多的民變,另一個例子是歐洲在18世紀的農村騷亂,尤以食物騷亂(food riot)為重要類型。這些騷亂只有臨時的領頭人,沒有持久組織,只有零星小組織參與或點火,事件背後雖有一定政治經濟原因,但大致屬偶發的事件。旺角騷亂由小販擺賣而起,很有18世紀英法城市騷亂的特質,例如,突然冒起頭來的領導者,如黃台仰及梁天琦,以至一群本土派領袖;而更有趣的是,旺角騷亂不像九龍騷動,它伴隨著選舉,靠選票的政治人物乘風而起。事實上,騷亂當晚在與警察對峙之時,本民前甚至突兀地宣佈梁天琦要遊行宣傳選舉。而當年的杜葉錫恩絶對沒有膽子及條件去騎劫躁動的年青人了。

這一切令我無法不想起18世紀的維爾克斯(John Wilkes)及其追隨者(Wilkites)。話說當年英國王室還不是虛君,國會也遠不是普選。英王喬治三世獨攬大權之餘,還滲透到國會,保皇派主導,打壓異見。維爾克斯推動改革當時腐敗不堪的英國國會,爭取言論出版自由,屢次參選國會議員,後又被國會褫奪資格,甚至因誹謗英王被關進牢房。而大量倫敦的低下層自命維爾克斯的追隨者,參與一連串騷亂,雖已有請願派傳單,喊出「沒有自由,沒有國王」以「維爾克斯與自由」等口號,但間中亦串插與保皇派群眾毆鬥,襲擊有財有勢者的府邸等騷亂行為。1768年,在聖佐治廣場(附近是關押維爾克斯的監獄),騷亂群眾遭軍隊開槍鎮壓,史稱「聖佐治大屠殺」(Massacre of St George’s Fields)。

用今天標準看維爾克斯,他既有激進派特質,也有點投機,他的離經叛道個性以及出眾的口才是他的生存之道。1774年他當選倫敦市長,是維爾克斯運動的頂峰。但是,入了體制的他,愈來愈無法駕馭那些追隨者,特別是參與騷亂的平民。與18世紀大部份騷亂一樣,參與者的社會成分複雜,以工人及小商人居多;政治派別上,既有主張限制王權的輝格黨人(Whigs),也有他的死對頭保守派托利黨人(Tories),更有大量非國教派的新教教徒。這些人當中有政治激進者,保守者,也有反愛爾蘭人的種族主義者。因此,他甚至跟英王說,他自已不是維爾克斯主義者。1780年,他因為參與鎮壓反天主教的哥頓騷亂(Gordon riots)而漸被群眾捨棄。觀乎維氏的故事,梁天琦的政治命途大概也不會如他口號般簡單。

George Rudé指出,這些騷亂看似雜亂無章,但有幾個特點。第一,參與者是勞動階層;第二,仇富;第三,排外以至有種好戰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無論是天主教徒、愛爾蘭人(通常與前者視作等同)、法國佬等等,都有點敵視。這三個特點在整個18世紀的各場騷亂中也看到(Rudé 1964: 62-64)。旺角騷亂也有點這些特徵,當中可以修正補充兩點。旺角騷亂很明顯有仇恨警察,當年英國沒有很容易理解,因為英國的警察制度要比法國晚,要到19世紀才有像樣的警察隊伍。鎮壓騷亂需要靠軍隊,軍隊又不是常規巡視及監控城市空間生活的力量,與警察不同。此外,「沙文主義」一詞的用法很有啟發性,18-19世紀這種現象在英法(例如我記得馬克思便曾稱拿破崙治下某種法國人自豪感為沙文主義[出處有待查證])以至不少歐洲國家也有,通常指一些既存的民族國家中的人高舉他們國家的身份,瞧不起外人,是一種優先論及中心論。而那些弱小民族(如愛爾蘭人或未統一時的德意志日耳曼人)的認同以至建國運動,他們沒有現成的民族國家,只有未來的建國目標與計劃,則大致可稱為民族主義。香港本土派的思想情緒,可以說有點沙文主義,因為香港本身便自視及被視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特別行政單位,連曾鈺成也指,本土意識是一國兩制之下很自然的現象,反大陸化也是「無可厚非」的,從這個意義來看,大部份本土派其實算是沙文主義為主;不過,香港已有人提出獨立建國,具有民族主義、分離主義味道(是否已成一場運動,則似乎言之尚早),所以,可以說是沙文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混合體。

「反祖」

不少歷史學家認為,英國及法國18世紀城市騷亂是一個過渡階段,是城市平民蹣跚學步,學習抗爭,當時還沒有現代政黨、沒有像樣社運組織(只有些簡單的小社團),群眾的政治界線不清,連有點紀律的遊行也不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認為,接下來世紀之交的工人運動,特別後來爭取工人權益及普選權的憲章運動,就是激進工人領袖把這個被統治階級視為「暴民」(mob)的傳統重新挪用及組織起來的成果。(Thompson 1963: 27)

如果我們把這段歷史生硬地普遍化成社會進化,旺角騷亂可以說是一種「反祖」現象,回到1966年九龍騷亂的彌敦道現場,甚至有點18世紀英國騷亂與改革共生的倫敦街頭。

香港自1990年代以來,由半調子形式民主、政黨政治及社會運動所構成的公民政治文化(或借用羅永生的「虛擬自由主義」來理解更好),好像有點無以為繼。面對北京專權在香港擴張,容易令不少本來便沒有多大公民社會認同與想像的人感到幻滅。香港論者習慣歸疚於泛民主派的無能,本土派更進一步製造「左膠」罪人。不過,宏觀一點看,這是全世界的民主危機及民粹主義冒起的癥候:西方國家極右民族主義的政治明星雖不至於三分天下,亦穩佔角色;有人甚至把美國特朗普的冒起,亦歸為新自由主義導致自由派的霸權危機,受殘害的社會底層的白人以法西斯面目進行復仇。

改革

宏觀的大勢,不應用來解釋掉香港的特殊性。嚴格來說,香港不算是「反祖」,因為,香港的公民政治文化先天不足,只能算是半真半假的進化。我們的半調子民主自由勉強算是爭取回來的成果,但卻更大程度是「賜予的」,是港英統治晚期(加上與中共協商)培植出來的,扎根本來就不深,拔苗助長下,卻曾經令人以為會繁花似錦,妄想擠身民主地區之列。勉強來說,我們只是18世紀英國的階段,而且,維爾克斯來類比梁天琦或任何政治人物,條件只是更差。維氏以「愛國者」(Patriot)之名,改革一個名不符實的憲制,著名的「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其實是當時保守派約翰遜(Samuel Johnson)罵他的話,約翰遜就是英國沙文主義者,所以,當時的英國是愛國者大戰沙文主義,同在一國,爭奪「英國性」的界定與建構。而香港人則被困在無法動搖、難以認同卻又名實不符的「一國」憲制之中,爭取小城自己「一制」的憲制權利,至今妾身未名。梁天琦如無意外應可以取得立法會議席,可能可以改變一些政策,又或者推動一點政治改革,但卻無法改變香港的憲制地位,因為,不只他,任何香港人或中國大陸人,根本無法以選舉參與人大,參與全國憲政及政治最高機構。

我以為,香港如今的政治形勢,並非任何改革之路無望,若無望,為何連本土派也趕著要參選?都說是抗命的年代,到底是個怎樣的年代?大概像晦暗、混亂的18世紀歐洲時期,是香港人重新學習公民政治的年代。我並不同意本土派對泛民的否定,但現下的確是重新估量及重整公民文化的時期,沒有甚麼可以視為理所當然。回顧歷史,18世紀並不是必然革命的年代,因為,除了法國在1789年意外地發生了一場革命,它對岸的英國,以至不少歐洲國家的平民騷亂,並沒有導致革命。平民沒有現成的公民政治手段,也沒有革命武器,卻在喧鬧之中,一跌一碰下尋找出路。

Rudé, George. 1964. The Crowd in History, 1730-1848: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1848.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Inc.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Pengu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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