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比「說」的重要-- 評《批判與重構》兼悼霍爾(Stuart Hall)

剛過去的星期一,在學校觀看一部關於霍爾(Stuart Hall)的紀錄片,名為「霍爾計劃」(Stuart Hall Project)。事有湊巧,很不幸,當晚我們便收到這位學者逝世的消息。

霍爾是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亦是英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相較不少理論大師,霍爾的專著不算多,更不會像如今不少大紅的年青學者在學術期刊發表了海量文章。可是,他的言行實踐卻一直深深介入英國政治(尤其是左翼),以至學術及知識界。簡言之,文化研究是關於「做」多於「說」的,這亦一直是我與不少同事的誡律。

可惜,要把做甚麼告訴別人,卻不容易。早前讀了曹書樂的《批判與重構:英國媒體與傳播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初步嘗試。在大家悼念霍爾之時,讀讀這本書亦頗有意思。書裡亦有不少有關霍爾的部份,值得香港不少未讀便亂評文化研究一通的專欄作家好好學習。

曹書樂作為一位在大陸受訓練的新聞及傳媒研究學者,卻利用留英期間的時間,用心採集資料,並採訪英國媒體研究學者,了解他們的思想及政治脈絡,實在難得,也從中看到她的心思與期望。正如她承認,馬克思主義跟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大陸是「指導思想」,不能被質疑與批判,卻被應用在其他理論及經驗研究上。相反,在英國以至歐美國家的過去百多年裡,馬克思主義是一場驚險萬分的旅程,他的重要概念不斷被質疑、修正及再發現。例如,霍爾便有「沒有保證的馬克思主義」(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的說法,即把馬克思主義視為「問題、麻煩、危險」,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批判與重構》一書最令我讚賞的,是她細心道出著名的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的成立歷史,以及其左翼思想起源及構成,這大概是華語著作裡最出色的表述。同時,這段歷史也對我們理解西方左翼思潮別有意義,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脫離二十世紀武裝革命傳統的起點之一(歐洲的社民傳統更早)。他們不用等到柏林圍牆倒下,在五十年代已批判蘇聯(以至其他共產國家)國家社會主義傳統。如何革命?如何在西式議會民主國家裡實踐?馬克思主義對左翼社會改革及文化創新究竟意味著甚麼?這些都是霍爾這一代英國新左知識人關心之所在。因此,文化研究雖有左翼對階級政治的關懷,但亦漸漸介入英國媒體、性別、種族、多元文化及後殖民處境,形成獨特的視角。例如,霍爾對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的批判與辯論,對左翼政治的期許,成為我們理解新右翼及新自由主義的必經之途。

曹書樂的敘事雖然細節充足,但似乎還未能觸及這個思想核心及主軸。她形容CCCS是「走近馬克思主義,離開馬克思主義」,其實並未能準確地說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亦未能充份理解他們的實踐意義。例如,早期文化研究學者投身成人教育,而霍爾從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手上接手CCCS成為主任(1968-1979),當時大部份學生像思想及社會活動家(activist)多於研究生,求社會變革實驗多於學位(許多學生並沒有在伯明翰畢業),投身反戰、女性主義、反種族主義、學生運動等等。霍爾後來轉至公開大學(Open University),編寫了多本教科書類的作品,不只廣泛用在文化研究教學,也影響了社會學及媒體研究;用霍爾自己的話,就是跟普通人在非學術環境裡談文化研究與左翼思想。

簡言之,霍爾及其學生這一脈,重視如何運用學術體制的位置與空間,去尋找廣闊的左翼政治的實踐可能。這有點呈水銀瀉地之勢,例如,CCCS首兩位主任,一位去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位去了公開大學,都可見一斑。現在回頭來看,這樣做法固然有其好處,但壞處是可能忽略了體制生存與發展。CCCS在保守的大學氣氛裡,一直面臨被關的危機,直至2002年時,大學以該中心在「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中表現不佳為由強令其解散。

有趣的是,曹書樂書中的後半部,談及的威斯敏斯特學派(Westminister School)卻在CCCS沒落之時乘勢而起,由一家技術學院的系所,變成大學裡一級傳媒研究機構。這個對比,曹書樂應該多加討論,將會令全書更出色。跟CCCS相反,威斯敏斯特學派在RAE中表現出眾。不過,學派中人也是同樣是左翼背景的傳媒學者(部份與CCCS有相當淵源),積極地跟九十年代末以來的高等教育新自由主義搏鬥,花了大量時間進行體制建設,甚至挪用一些美國主流學術的伎俩,例如創立國際著名的《媒體、文化及社會》期刊,鼓勵及催促系內成員加強學術研究及出版。我在學術會議上便遇過其中一位年青教授,他比我年輕,但在學術期刊的出版幾乎比我在報章的專欄文章數目還要多!可是,我不敢斷言這是一種墮落,事實上,系內不少成員並沒有放棄介入英國廣播及文化政策,例如爭議英國媒體的過度私有化及企業化,增強廣播以至新媒體的公共性等等,在右翼保守當道的英國裡,形成一個社會及文化改革的學術陣地。

霍爾並不代表甚麼光輝的左翼革命傳統,相反,他活於激進政治消沉的時空。但是,他遺下的大概就是各種成敗參半的嘗試,不過,也是一種希望,敦促我們認真思考,如何把進步政治理念在體制內外實踐,而不是沉溺於「XX已死」的傷懷,又或「誰出賣了我們」的悲憤。

文章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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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hought on “「做」的比「說」的重要-- 評《批判與重構》兼悼霍爾(Stuart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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