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裏的香港基進運動傳統

2010年政改風波之時,支持政改方案的諸君,大概想不到「佔領中環」竟然是日後政改爭論的前奏,甚至可能是往後的主軸。在特區政府為政改拖拖拉拉之時,對「佔中」的表態與評議,蓋過一切方案辯論。

由北京主導的建制派一手硬一手軟,梁振英與張曉明口徑一致,譴責佔領中環違法行為,重複小圈子篩選無罪論,溝通與「交朋友」都要在這主調裏。說穿了,就是香港政制要在北京、中聯辦掌上的鳥籠裏發展。在這種形勢下,人們要不是對「佔領中環」成效懷疑,便只能充滿懸念,愈來愈有點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味道。我們看到,在政治現實論壓下來之時,表態支持的人數與道德情感力量與日俱增,例如,發起人戴耀廷高舉愛與和平,矢言穿透坦克裝甲。突然之間,政改爭論好像變成現實與理想之間衝突。

任何群眾運動都帶有理想性,講信念,不然,根本沒有運動可言。不過,若只有理想與信念,恐怕亦難以成為持續運動。我並不是說要策略先行,更不是鼓吹接受現實,相反,我們要對自身的理想與信念,有更深層的認識、反思與定位:香港民主運動走到「佔中」這一步,是怎樣促成的呢?「佔中」的長遠意義在哪裏?換言之,運動需要有歷史視野與反省,知道我接合什麼過去,引領什麼未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擺脫博弈思維,避免被不確定的權鬥牽着鼻子走,才能超越一時的所謂勝負,走出自以為是或無盡挫敗的兩極。

首先,正如主事者及評論人指出,「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行動,可能是香港政制民主化裏民眾參與深度最高的一次(由於還未走到中環佔領,所以是「可能」)。它不是精英提出訴求,群眾照着上街這樣簡單,而是提出構想,大家商討審議,甚至將來要商討方案。這種較深度的參與,很明顯有別於八九十年代政制改革的精英代辦,也不同於八九後議會政黨人士的「民主拒共」方案設計與爭議,更與2010年的民主黨與中聯辦政改方案談判截然不同。它延續了好幾次回歸後的群眾大動員,包括2003以來的七一大遊行、五區公投等等,同時,也看到群眾由上街與投票,升級至籌劃、商討與公民抗命,參與者的政治代價也明顯增加。

香港人昔日無從選擇下「被回歸」,到進入今天主動籌劃自己的政治制度與秩序,是一個進步,也是一個嘗試擺脫殖民身分過程。這個過程得以發生,固然有着過去十幾年的宏觀政經背景轉變;然而,香港社會裏一直被邊緣化但又持續不斷的基進運動,卻功不可沒,為人忽略。例如,梁國雄便是1970年代激進青年及思潮運動的產物,他當年參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四五行動等等,都不屬香港主流社會與政治;他們追求的是較徹底的社會改革,甚至是革命,而不單是形式民主。雖然四五行動曾短暫地在1989年4至5月間成為民運的領導(支聯會成立之前),但在八九十年代大部分時間裏都是邊緣分子,得不到市民大眾支持,甚至連當年新興的民主派都要跟他們劃清界線。例如,他的同志劉山青於1980年因支援北京之春被捕,囚禁10年,只有少數人持續聲援,民主派大部分人士都避之則吉,到他出獄(1990年)時,司徒華等才帶領民主派對劉表示支持與致意。香港的基進派那種較具衝擊力的思想與行動曾看似失敗,卻永不放棄,造就了今天泛民主派政治力量的激進化,不然,也無法成就梁國雄這個有托派背景的泛民政治家,香港民主化也由精英對弈演化成群眾運動。

事實上,「佔中」裏的公民抗命理念與實踐,早已在這些基進運動中預演了。被警察抬走、拘捕、檢控甚至坐牢,對戴教授等來說是新事物,但對1970年代以來的基進運動參與者是家常便飯。再想一下,首個提出「佔領中環」的,嚴格來說不是戴教授,而是呼應「佔領華爾街」的本地左翼青年。他們反對金融資本霸權,實踐理想的集體及公共生活,佔領匯豐銀行地面廣場10個月,打破了大家對「中環」及「佔領」的想像。沒有他們,我很難想像有那麼多人對現在的「佔中」一呼百應。因此,這次「佔中」可以說是追求實質民主的基進運動與政制改革運動的匯流。

我稱之為香港基進運動,有點像我早前讀過一篇由美國左翼歷史學家薩尼斯基(Eli Zaretsky)在《反思美國左派》(Re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Left)所描述的美國左派。他指的不是一個派系,而是一個橫跨百多年的運動傳統。他認為,在美國的建國歷史裏,一直有左翼力量衝擊代表建制的兩黨政治,在每次美國政經危機中,他們質問國家核心價值,並提出新方向及新的國家認同,把平等理想由形式制度中向外擴展開去:由19世紀的廢奴運動擴展至民權運動,由公民權出發,在1930年代的資本主義危機裏追求工人保障及社會權利,並在1960年代開始,追求種族與性別平權,同時,挑戰社會文化制度中的權力關係;到了近年,亦有各種左翼復興更新,衝擊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制度。因此,薩尼斯基的想法跟不少革命左翼人士不同,他認為,廣義的左翼,不停留在社會主義革命想像中,也不是歐洲式社會民主政黨,而是各種深度介入自由民主傳統的知識人及群眾團體。

我不知「佔中」的成敗,但我相信,它是廣義的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時刻,也應是在廣泛的群眾裏實現基進民主的開始。只要保持着這種新動態,一次「佔中」能否爭取到真普選不是關鍵。畢竟,這只是開始,公民抗命不是神奇子彈,一發即中,反而是一個漫長的運動裏的一刻。當年美國黑人於1955年開始第一次大規模反種族隔離,發起杯葛巴士等不合作運動,要經歷10年才有民權法案。「佔中」不是最後的鬥爭,而是新開始。

◆延伸閱讀

Zaretsky, Eli. 2013. “Reconsidering the American Left.” Socialist Register 2013: The Question of Strategy. Edited by Leo Panitch, Gregory Albo and Vivek Chibber. The Merl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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