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好孩子,還是敵人?

一位比我年長的大陸朋友說,他在文革期間,還是個小孩子,受過大量的中共「灌輸式」教育,大概是香港人最近說的「洗腦」教育:共產主義理想,毛主席的偉大,革命中國的光榮… …可是,長大後,經歷多了,卻成為一個異見人士,他形容自己是「形而上地」批判甚至反對這個政權。物極而必反,他有點認真地想,這跟他早年的「灌輸式」教育有沒有關係?

他這番話令我想起查建英在2007年寫她哥哥的文章﹣﹣<國家公敵>(Enemy of the State)。原文是英文,發表在New Yorker,後來收入她2011年出版的Tide Player一書中。我一直沒有太注意查建英的文章,最近一看,驚為天人。不要說我的爛英語永遠比不上她,就算是寫中文,我也達不到她一半水平。

查建國,是查建英的同父異母哥哥。1999年,他因為組成中國民主黨而入獄九年。此案當時有點轟動,跟他入獄的還有徐文立等。查建國文革時是紅衛兵,後來下鄉去了內蒙。他父親是哲學教授,在文革時雖然是被鬥的臭老九,但查建國卻奉毛主席為神。這些毛澤東的孩子們如何成長,他們如何及為何認同革命,看一下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前半段,便可了解。今天許多人形容文革為瘋狂,可是,當人們這樣形容文革時,他們是站在一個正常而又理性位置,跟自己或這個國家的過去切割開來。可是,很少人會想,若當日的狂熱留在今天,會發生甚麼?

查建國在內蒙古當了二十年知青、農民,卻被老婆拉回北京,響應鄧小平的呼喚,擺脫一窮二白。可是,卻剛遇上1989年學運。廣場上的學生不知道這個農民,原來1966年時也在這個廣場,高呼口號,可是,他跟王丹這一代人根本就是不同調,可是,歸宿卻相似,六四鎮壓,讓他對黨僅餘的幻想也破滅。

大部份人理想幻滅時,便當過犬儒主義者,或者實用主義者,好好地過活了,或者叫「賴活著」,這三個字是我從一位經歷過文革以及六四的知青聽來的。畢竟,鄧小平當年也鼓勵大家,發財好過活。但是,一個認真地思考的紅衛兵,對自己的信仰及世界觀認真對待以至批判的,絕不會就這樣「下海」,或者「下海」大概也不會成功,就像查建國。認真的人不會在公園唱紅歌,不會像某些大陸新左派那樣嘴巴喊革命,卻天天跑去美國講學,這些人的「紅」都是廉價的。不過,認真的人的確極少,但若有這樣的人,他們一定被視為傁瓜,像查建國一樣,把他的革命由共產黨那一邊,搬到它的對立面來實踐。他對中共對毛澤東幻滅了,但他仍相信革命:你說中國是民主國家,你說建黨是偉業,我便組織一個給你看!

查建英形容她哥為北極,好像永遠冰封起來,與世隔絕,一個固執的人,與世界格格不入。當他跟徐文立一起組民主黨,然後一一被逮捕時,就連自由派也一半同情,另一半嘲弄他們,覺得他們沒有策略,以卵擊石,犯了大禁。

當世人都變得愈來愈聰明時,他蠢,他傻。當世人把人生都視為一場港式喜劇時,他為自己編一齣希臘悲劇。在我看來,這種性格,多少是來自黨「灌輸」給他的東西,他與其他當年的好孩子之間的分別,只是他是少數認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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