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梁文道有關國民教育「徒勞」一說

文道指出香港的國民教育與制度環境(一國兩制)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是香港基本的狀態。文道把這個結構描述得很好。不過,我並不認為這種國民教育是「徒勞」。

 
我同意,歐美大部份國家有national education,通常以非專科形式融入不同科目,例如歷史,而且也與他們國家的制度環境發生動態關係,尤其是強調公民權利以及多元文化及身份(詳情可看星期日《明報》有介紹的加拿大情況)。可是,全世界的民族主義都愈來愈不跟制度相對應,也不以正規教育為中心。例如,歐美國家出現的極右翼,通常以「反建制」姿態出現,訴諸於非憲法的原則,例如種族、傳統等等,運作起來主要不透過常規教程,感性多於認知,以儀式、符號、節慶、媒體事件等等主要運作場所。簡言之,是非常去中心化。
 
香港的國族主義想像與論述是這方面發展的極端例子。香港的中小學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今年新學期正式推行,但廣義國民教育(即不限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早已運作多年,也並非以正規教程推行。以我對香港學生的觀察,其效果遠非「徒勞」,當然,其效果如何還需要多作研究。我暫時的粗略觀察是,它產生的效果是一種相當淺層的認同,尤其是大量的國情教育觀光團,它旨在培育學生對國族符號(如國旗)的反應,對國力象徵的認同,例如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等等,也包括那些大企業、大工廠、金融中心等等。它根本不要求學生學習甚麼,尤其是沒有歷史面向,也不會要求學生對甚麼人大制度等有認識,反而處處透露及鼓勵功利心態(「年青人要把握北上融合機遇!」)。這種國族想像非常混雜,更會隨意加點傳統中國的東西(可以看一下教育局的參考教材),若要勉強找一個中心主題,大概就是「中國模式」;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城市認同,從功利與意象上,香港學生要認同一個非政治的「中國模式」一點也不難。
 
過去許多學生參加國情交流團,去上海、北京感受國力強盛,全是經濟性的。即使早上要聽講者大談「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學生也大概不會太有印象,反正還未睡醒(這是不少學生告訴我的經驗),而且,他們更關心下午的旅程及吃喝。以上這些分散式國民教育,一直以來以相當含混、混雜、閃躲、非正式教程推行,反對人士及團體不容易找到著力點反對。最近國民教育爭議,除了得力於學民思潮這些少年人衝擊搞動,還因為這次是要推國民教育專科,以及那份土共拿公帑搞出來非常混賬的「中國模式」教師手冊,才讓國民教育的政治性充份現形,也搞動起港人的反共、恐共情緒。
 
我也同意,用「洗腦」一詞可能並不準確,我會姑且稱香港的國民教育為港式的膚淺國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它其實與一國兩制並不矛盾,甚至可能相當合襯。當香港學生去感受北京奧運及上海世博的時候,當他們很認同「中國模式」的經濟力量時,他們對「強國」有一種嘲弄、含糊、帶點犬儒的態度,要跟「強國」拿點好處並不會客氣。當他/她看到大陸市民,還是覺得他們落後、不衛生、不禮貌,甚至認為他們是「蝗蟲」,就是與自己不一樣。
 
在中共眼中,人心回歸並不需要把香港人變成雷鋒(大陸也幾乎沒有雷鋒了),只要都變成犬儒主義便行了。

儘管我跟文道有不一樣的看法,但我還是覺得他提出一個很好的面向,即我們的制度環境與國民教育之間的差距。最後奉勸大家,不要讓誅心論取代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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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ughts on “回應梁文道有關國民教育「徒勞」一說

  1. 簡而言之,即使洗唔到你腦,都要將愛國主義的情義結植入你的腦袋中,尤其是對中小學生,他們對國家的認識還是很模糊的時候,一旦被植入這種愛國主義情義結,將會難以擺脫,而成為夢熊大師這一類人。

  2. 續談梁文道國教徒勞論,一並回應葉蔭聰

    儘管梁氏為文有同道出手解圍,可惜動輒祭出“誅心之論”並無助於擺脫與行文無力的窘境。究其原因,乃二文同樣干犯前設的謬誤 - 僅強調中港兩地體制文化矛盾的客觀事實,而無視其間界限愈見模糊的演變。

    按梁氏說法,正因為兩地位置一衣帶水,而彼此無論從歷史背景與血脈均深相糾結,惟一的分野僅餘制度的差異而已。故此要兩地趨同,著力點除了掌握人心,就是管治傳統與手法的更張。也許我們可以往績推斷大陸一方的政制改革長期停滯不前,然而對香江而言,從政體架構以至行事模式皆傾向與大陸建制體齊。在可見的將來,大家所擔憂的“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必然以君臨天下之勢在南方一隅的行省逐步實現。

    上述簡略提及管治手腕之變化,現在回說正題:民心的掌控。國教之本質,乃改變政治現實狀況的載具,透過漸次滲透的國情,最終目的是令民眾之間瀰漫對國族的熱情。而此股愛國情感的滋長無論是透過直接的國教對學子灌輸,抑或利用諸項國家成就向民眾作軟性推銷,實在無關宏旨。當論者犬儒地形容港民對國族的激情僅屬膚淺的即溶國族主義同時,他們卻漠視港民目睹神九升空,奧運國旗飄揚之際,均受莫可名狀的激烈之情驅動的實況。背後潛藏的正是其對國家自我完善有所憧憬,而在未能改變或文明社會所不容的惡處,都被洋溢的愛國熱情掩蓋。循序漸進論由是應運而生,因而於每見天災人禍發生之際,他們對國家的不善亦多作忍耐,或自然而然地橫加辯護,迷信多難興邦。

    談葉氏文中指出的利益中心論。以認識國情為名,旅遊觀光為實的北上團,無論對學子與營商者的眼中是五光十色的祖國河山,抑或商機處處,同樣出於泱泱大國意的請君入甕,先以利益為誘餌,再配合修飾過的古史今貌,教學生培養出對國家由衷的敬仰;至於成年人,雖然他們未必發自內心信奉皮相的國情,然而出於交際需要,他們對諸般假象亦琅琅上口,所謂三人成虎,即使是彌天大謊亦漸變“事實”。而一旦其子女綜合學校所授的國教與父母的虛構經驗,結果是他們祇會對大國苦心經營的意象信以為真。

    雖然如今港民尚以高等華人的姿態看待大國子民,可隨著政治經濟以至民間交流愈見頻密,加上稍早述及的血統論,人心的差距亦不過一線之隔。當自由行於香港無視規矩橫行無忌時,香江子民北上之際卻擅於入鄉隨俗,行止舉措亦與大陸同胞齊同,彷彿將儀禮拋諸腦後,削足適履以便與蠻族打交道。如此一來,兩地所謂文化隔閡就更易磨合平整了。

    梁氏討論載具的規模與形式,不僅未能切中要惡,反而會輔佐探討解決技術問題的可能性。而葉氏以為中國模式假大空得叫人難以置信,亦顯得自信太過,輕忽中共統戰之功力 - 荒謬的偉光正,早已充斥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 謝謝回應。

      我根本沒有說「中國模式」是假大空,我也根本沒有「自信」。你把我的觀點視為「利益中心論」,我並不同意。其實,對一位中學生(甚至是小學生),有甚麼利益呢?我在文中提及「功利」,並非指利益。

      我不覺得自己忽視中共統戰之功力,我反而覺得這功力很大,我沒有學民思潮那麼有衝擊力,但是,我與我的同事在六、七年前感受到了,作為人之患,我們嘗試在大學裡做反國情教育。我認為統戰之功力大,不過,我並不認這個功力用「洗腦」來描述是很準確,特別在香港這個地方。作為運動的口號,我沒有異議,也許是唯一容易讓人理解的說詞。但是,對理解當中的意識形態過程沒有太大用。

      我同意,你所說的偉光正充斥於我們生活,但它的威力正好不在「洗腦」,而在於以一種淺層、功利、非政治性、非認知性的方式運作,也是一種去中心化的運作。其實,這沒有甚麼神秘,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在1989年後,愈來愈是這種方式。在中國大陸是如此,在香港這個奇怪的前殖民城市更是如此。在中國大陸,若有人把政治學習中的東西在日常大講特講,必被同輩恥笑。共產黨黨員也不信共產主義,很多人也不信新搞出來的鬼官方理論。可是,不以「洗腦」進行,並不代表意識形態沒有威力,恰好是更大的威力。當所有人都懂批評中共,可是又覺得自己的批評沒有意義,當知道中共很爛但還是接受,甚至同流合污,覺得它已是最好的世界的最好的可能出路,這不是更強大的意識形態嗎?因為認真的批判都會被取消。簡單來說,它具體的運作就是經濟發展與愛國主義的結合,二千年代後以「中國模式」作為更高一級的總結。

      對我來說,如今的國民教育爭議,恰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過去無法著力反抗與反對的可以找到一個起碼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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