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共跟車太貼死不認錯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2/07/15

兩大冊的《中共在香港》,肯定是近年最重要的本地出版。書名本身便切合了香港最新的政治處境,而且,它還是香港民間學者的獨立研究成果。作者江關生努力翻查及整理大量資料的毅力,足以令包括筆者在內的香港學術中人感到慚愧,我們對這個課題所下的工夫實在太少了。

就如江先生在書中所說,正因為這是一個乏人問津的題目,所以才推動他開展這個計劃。同時,江先生曾是七十年代國粹派學生,因此,這本書自然帶覑一代人濃厚的反思味道。

葉﹕葉蔭聰 江﹕江關生

葉﹕《中共在香港》上下兩卷以1949年作分界線,你認為這前後有什麼重要的變化?

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是分水嶺,即所謂變天。共產黨由一個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它在香港的活動方式也不同了。同時,港英政府對中共的態度也有變化,抗日之後蔣介石想收回香港(後因邱吉爾反對而作罷),所以跟國民黨關係不好,比較包容中共在香港的活動。1949年後,共產黨奪取了政權,英國看到勢色不對,所以才收緊監控中共的活動。

我其實最初打算把書名定為「革命﹕中共在香港(1921-1949)」及「奪權﹕中共在香港(1949-2010)」。在我心目中,在1949年前中共有進步意識,但在此之後革命是墮落的。尤其是解放後搞的政治運動,體現了權力就是一切。雖然,革命也是奪權,從而推翻舊世界,但你從1949年前的歷史人物身上看到他們的理想,之後便漸漸消失。

今日的香港也看到這個問題。就以國民教育爭議為例,你看到左派陣營的態度很囂張,它們用公帑來編了這種偏頗的教材,但是,楊耀忠及黃均瑜都不肯認錯,輿論反對他們,他們卻反指是政治審查,這實在很荒謬。

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

葉﹕下卷當中有一個主題,中共與土共並不是永遠步調一致的,在中共眼中,土共也犯過不少錯誤,例如六七暴動,你會怎樣形容黨中央與土共的關係?

江﹕主流的觀點認為,香港左派組織受中共領導,聞雞起舞。我基本也同意,但是,我在書中想指出,香港有一群人,凡事左三分,寧左勿右,這在中共當政後經常發生。在左派心目中,「過左」只是態度過分積極,「右」則是立場及原則錯誤。有一段有趣的事,70年代末,新上任的新華社社長對左派學校不以為然,覺得它們浪費了很多資源,他大概也不喜歡土共某種態度。不過,我不認為土共敢跟中央對覑幹,比較恰當的比喻是,跟車太貼,容易撞車,死不認錯。

陳婉嫻曾鈺成都有反思

葉﹕六七暴動期間,其實也嚇怕了一些親共陣營的自己人。

江﹕只要有思考,有些事情也會看不過眼。就如魯迅所說,革命中有些人高陞,有些退隱。1958年時工聯會曾號召萬多人回國建設,不少人後來也黯然回來。1967年暴動時,也有很多人不滿意。最明顯是廖恩德,廖瑤珠父親,最初是支持反英抗暴,後來認為做得太過分了。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高卓雄,看到六七年形勢不對,後來移民加拿大。電影明星夏夢,去內地跟紅線女會面,見她被剃了半邊頭,要戴帽子才敢見她,回來後開始對極左路線不滿。每次內地政治運動,都對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的土共有衝擊。又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間,1971年林彪事件,許多人問,一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怎麼會出逃?陳婉嫻與曾鈺成都有反思,不過,他們經一輪思考後,最終還是「歸隊」。另外一個大轉折當然就是六四了。

葉﹕我留意到你在上卷提及,30年代時中共曾想在香港動員群眾加入紅軍,參加長征,可是,卻非常失敗。但是,40年代開始,中共在香港的組織則大有發展,這中間是一個怎樣的歷史過程?

江﹕40年代國民政府實在太腐敗與貪污,共產黨則予人一種希望。陳君葆在日記中說,他期待中國內地的民主化走在香港之前,很可惜,結果是與他的期望剛好相反。而且,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及工人對中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1958年能動員萬人回國,1967年也有上萬人放棄自己穩定的工作而參加罷工。

看到外資對統治經濟重要

葉﹕你在書中特別指出,中共在80年代初後不再輸出革命,你認為這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江﹕中共放棄革命後,減少了東南亞國家的恐共情緒。鄧小平很清楚,中國或中共都需要吸引外資,特別是華僑的資金。如果你還到處煽動革命,顛覆別人的國家政權,很難吸引到資本,華商也隨時面臨排華威脅。這種環境對香港當然有好處,因為許多資金都經香港。同時,也爭取到不少香港的華僑社團支持。其實,1949年後,中共一直有籠絡資本家。例如解放後,在中華總商會領導權的爭奪,中共利用高卓雄踢走親國民黨的資本家。但是,政治運動又把許多原本親近中共的資本家嚇怕,當時毛澤東的極左路線,什麼事情都擴大化。到了鄧小平上台後,撥亂反正,中共終於看到資本家對自己統治及中國經濟的重要。

許多鬥爭由中共中央扯線

葉﹕這兩本書你寫了兩年半,在這段時間裏你對中共的認識有什麼變化?

江﹕這段時間我看了許多資料,把不少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其實,就連黃文放及司徒華都會記憶有錯,許多事情的理解也模糊不清。我不敢說自己一定正確,但我盡量把事情搞清楚。又如周奕的《左派鬥爭史》,把許多鬥爭描述為純粹是香港愛國工會及學校發動,但是,許多資料說明,背後扯線的是中共中央。例如,令我吃驚的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香港電車工人罷工,竟然由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及劉少奇親自指揮如何鬥爭。

我運用的資料都是公開的,我只是把它們整理下來,例如40年代後期中共在香港的活動,杜襟南的日記有不少記載,提及他如何從事機要情報工作。此外,陳君葆的日記也是很珍貴的資料,讓我知道過去不少流行的說法都有誤。

葉﹕你打算再寫一本集合多名人物的傳記,你會談及什麼人物?

江﹕我剛在草擬一份名單,還沒有完成,都是在香港活躍過的中共人物,也有受中共影響的人。內裏有中共建黨初期的人物,例如張國燾,他是中共創黨成員,30年代末脫離中共,1949年至1968年都在香港。也有一些30至40年代香港的地下黨,如章漢夫及喬冠華,他們都是建國初期的外交大員,但在文革時都被打倒,命運很坎坷。還有一些文人,如廖沫沙、胡風、夏衍等等。此外,還有許多許多,例如早前認識了一個參與六七暴動的朋友,他可能會介紹一些跟他相同背景的人。內裏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

其實,我選擇的標準很簡單,只要我覺得重要及有趣我便想寫,希望能引起人思考。我寫這兩大卷時,編輯及一些朋友也說,有些枝節寫得過長。只要我覺得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便多寫,甚至會跳離了香港。

問﹕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師,獨立媒體網站創辦人之一,以民間記者介入社會事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並在該校修畢碩士學位,2007年在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取得博士學位,著有《小媒體‧大事件》、《媒體識讀》及《直接行動》等書,並本刊讀書版專欄作者

答﹕江關生

中學就讀於皇仁書院,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大學期間,曾參與《學苑》及《盤古》雜誌的編輯工作。畢業後,曾任《東方日報》記者,兼《明報晚報》、《新報》外電翻譯。繼而先後任職香港電台電視部及無铫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1989「六四」事件後一年,離開新聞界,改行從事錄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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