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的後極權秩序

1989年,我讀大學一年級。往後的日子裏,雖然跟朋友一直有參與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但總覺得意猶未盡。我們試過在晚會後漆黑的維園球場作小圈子討論,曾深夜步往當年新華社或後來的中聯辦抗議,送國殤之柱與民主女神像到大學是較為媒體注意的新聞。大家總認為,六四的意義不止於悼念,甚至不是要求領導人平反六四那樣溫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又無法結束,那我們該做什麼,是大家持續關注與爭論的話題。今年有人甚至決定不去維園,認為不應「被騎劫」,寧願另覓地方辦各式活動,百花齊放是好事,也說明有別於支記式悼念的關懷,近幾年愈來愈不再是小圈子的事。

有人認為,六四的意義是要守住香港抵抗中共暴政,有人提出要在香港進行人民抗爭。我對這些看法沒有異議,內涵如何或可再爭論。去年六四期間,我寫了一篇文章,補充了一個主張,提出了要認識清楚「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專制資本主義的支配與壓迫,我以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作出抗爭,這也是上世紀70年代東歐知識分子提出「後極權主義」對我的啟發。一年過去了,我覺得要實踐這個主張愈來愈困難,困難不在於我們感受不到壓迫,而是缺乏認識的耐性。

讓我舉一個例子。友人梁文道早前在香港報章寫了一篇短文,提出了一個觀察與疑問:反拉布的群眾為何會為了蠅頭小利甘願受土共組織擺佈,為一個自己不甚了解的議題而當爛頭卒?他們明知會遭受媒體質問與批評,還會被自發前來支持拉布的群眾喝倒彩,還要坐旅遊巴士來,就是為了幾百元的酬勞?梁指出,其實我們對這些爛頭卒的想法與生活世界並不是很明白。

在我看來,梁文道的提問既合理亦平常,就連二戰時德國納粹支持者的動機還有人認真研究,世界上有什麼集體行為或行動不能問因由呢?但出乎我意料,網上有不少批評之聲,罵梁竟然同情反拉布群眾,更有人說他早已北上賺人民幣,所以為親北京陣營說項。

這種讀者反應有違我對梁為人的認識,也違我的常識。常識可以打破,但也要講講道理。我以為,梁文道不單沒有為親北京人士辯護,還提出一個重要但為人忽略的問題。

除非我們滿足於冷戰思維,把中共及其香港政治代理的社會控制與動員簡化,視為極權主義——群眾不是被恐嚇洗腦,就是被無恥地收買當奸民,否則我們沒理由覺得,土共的群眾沒有什麼好探究與認識。再推一步,六四後中共打出來的新天下,以至它在香港的政治代理如何控制與動員群眾,有太多值得探究的課題。

1980年代以來,英美的中國研究就是由反思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另有譯作全權主義)的解釋架構開始。例如,著名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單位制,提出新傳統主義(Neo-traditionalism)解釋社會控制。他認為,相對意識形態灌輸或政治威嚇,領導與下屬之間的伺從關係(clientism)更重要,才是社會控制的核心。由上往下看是利誘,從下往上看是工人對單位的依賴,包括工資、伙食、住房、子女教育等等,而領導又可以選擇性地給予好處優惠。由此,單位制構成了層級與網絡,培養出利益為核心的政治忠誠

隨着市場經濟改革,雖然像工廠這一類的國營企業大幅減少,但單位制仍在。在中共日漸放棄大型政治動員之時,物質利益網絡更進一步擴大。例如,我有一些在中國大學任教的朋友,基本工資不高,但總收入已達中產階級有餘,他們大部分的收入來自工資以外,如地方政府的研究項目經費,甚至可以把個人開支在公費中報銷。同時,這些利益分配亦多由上面各級領導控制,至於個人升遷,更不在話下了。

日益膨脹的城市人生活多樣化,單位以外的世界亦更複雜。例如,近年研究城市居民的學者如張鸝與吳縛龍等指出,房地產泡沫帶來的社會變化,一方面是頻繁的拆遷,瓦解老居民悠久扎根的社區組織,造成老社區成為抗爭與龐大的「維穩部門」角力的戰場;另一方面,房地產開發了大量無根的住宅社區,由物業公司在圍牆內管理,中產階級住戶想像自己可以逃避世俗塵囂,活在自己的「小天堂」;這間接讓城市基層管治(如居委會及街道辦),或偶一為之的社會動員(例如近年各種全國或地方盛事),能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生活空間中發生。

研究與爭論多,沒有清晰結論,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就着中共侵犯人權的事件,批評為極權主義,可能無可厚非,但對解釋近20年中國變化,沒有太大說服力。第二,政權能控制及動員群眾,跟過去20年發展起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分不開,由物質利益引導的去政治化方式,是後極權主義的特徵。

學者高柏(Gao Bai)稱中國是魔方國家(Rubik’s Cube State),相異甚至矛盾的特性並存,的確不易有簡單統一的解釋。至於香港這個小城,也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如何培育他們的群眾,發展他們的影響及動員力?學術界更少有研究,研究起來也不容易。可是,在梁振英時代來臨之際,對泛民政黨及公民社會中的反對陣營來說,這個問題更是迫切。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貧乏,並不能以提升敵意來取代,至於到處說人「投共」或「媚共」,更適得其反。

我無法提供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想提出兩個問題與大家一起探究與思考。

首先,芸芸親北京的政治代理中,所謂土共在香港歷史最長久,在工會、街坊組織及商會等早已形成自己的「圍內」世界。由於六七暴動的原因,以及長期的「圍內」意識,他們打媒介戰或形象戰並不出色,更常招人訕笑與惡搞。但是,在「數人頭」的戰場上他們一點也不輸。回歸後他們掌握更多政府及商界資源擴大版圖,運用去政治化的手段網羅群眾,這在區議會選戰中盡顯力量。正如梁文道後來點出,所謂「蛇齋餅糉」等非政治性的日常活動,如何及是否構成伺從關係及利益網絡?如何觸成政治動員?與近日經常號召群眾反議會的梁振英又有何關係?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細心探究的。反過來看,若我們不願意搞「蛇齋餅糉」,香港民主運動又該如何在市民日常生活中擴大戰線,爭取更多市民支持與加入?

此外,從梁振英政府中,我們一方面看到他組班子的困難,另一方面亦看到建制派新冒起的精英網絡,例如,與陳冉與馮英倫有關的華菁會及菁英會。這些新政商精英網絡的重要性,比起地下黨不遑多讓,也與中國經濟近年在香港的位置及角色很有關係,隨着全球金融資本蔓延開去。例如,最近大家突然關注文化局長大熱門許曉暉,媒體都大談她的幹部父親,卻較少留意她的丈夫——一位在金融界的中國「海歸」。金錢不一定能收買人心,但卻肯定可以編織商界精英網絡,留待日後政治之用。同樣,我們亦可反過來問,資源及政治機會匱乏的反對派,又該如何凝聚活躍分子?

政治終究不單是在網上或街頭向敵人喊口號與舉拳頭,還是一項長遠的組織工作,20多年前的北京學生與市民早已知道,所以才有高自聯與工自聯,今天前景並不樂觀的香港公民社會更不可不知。

若然我們民主運動的反共與恐共情緒,遠遠高於認清形勢的能力,恐怕真的只會被愈來愈限制在小圈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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