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種族/國族暴力:評《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

香港近日環繞著內地「雙非」孕婦,爆發了一股疑真似假的族群仇恨。隨著政府進一步收緊「雙非」孕婦登記及入境,公開「罵蝗」的人可能少了,但不少人卻有著一種實用主義的感覺:族群政治真是個好東西,迫令政府「做事」。我記得,網上還有人說,中外歷史有不少以族群矛盾來搞政治的例子,包括人稱國父的孫中山,也是打著反滿、排滿旗號,成就了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族」。

這種說法是拿來主義,實用兼犬儒:只要有用,為甚麼不用?歴史不是已證明了嗎?這種想法,是對去年慶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嘲諷,我們其實對中國現代歷史毫無反省,尤其是當中的「種族/國族」暴力。

高全喜教授去年出版的《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從制憲角度提出了有別於革命派的歴史觀,指出了「被遺忘了」的立憲派進路。這種「遺忘」,可以由我們的日常國族想像中可見一斑。我們通常覺得,中國的共和建國是由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義算起,可是,我們卻忘記翌年的2月12日宣統皇帝退位,其實才是民國的開端。

為甚麼清帝退位如此重要?這就是一書的起點。作者從中華民國制憲角度指出,辛亥革命所代表的種族革命傳統,並不足以構成共和,立憲派的參與,以至他們與清室及袁世凱的周旋,才令中國由種族革命迅速轉向共和(雖然這個共和國在事後看來尤如豆腐渣)。

高全喜教授花了不少筆墨論證《清帝遜位詔書》在制憲過程中的重要性,當中涉及諸多憲法學及哲學的討論,筆者受教不少,不敢隨意點評。不過,換一個歷史角度去看,高的觀點並不難理解。武昌起義後,雖然引起不少省份鬧自治,但是,清政府並沒有即時瓦解,甚至曾派兵打擊革命派,而北方不少省份也大致受到控制。所以,中間經歷了短暫的南北對峙,議和的結果是清室決定退位下,這才沒有發生廣泛內戰,也沒有造成南北兩個政權對壘的局面。

高全喜是當代重要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在他們的現代中國歷史敘述中,強調了立憲派士紳促成了和平的轉折,他們認為,立憲士紳比之前以康梁為首的維新派影響更大。尤其在1901年以後,清朝推行新政,各地成立諮議局,局中的士紳多支持立憲,而非排滿革命。他們曾一度期望清政府成功推行君主立憲,組成內閣以及由中央至地方的議會,可是,清室到最後還只是推出一個由滿洲貴族組成的內閣,加上其他新政措施遲遲不落實,令不少士紳感到無望,因此,在武昌起義時及其後轉為與革命派合作。這套歷史敘事減少了對革命派的重視,只要讀一讀去年出版的不少辛亥革命著作,便看到這個趨勢(例如張鳴的《辛亥:搖晃的中國》)。

雖然清帝遜位很大程度上由袁世凱逼宮所致,但是,負責草擬詔書的卻是立憲士紳領袖之一張謇。詔書提出「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並從一憲法高度提出「中華人民」的說法。因此,成就了中華民國憲政的,不單是「驅除韃虜」的革命派,還有立憲派的改良主義,高稱之為「革命的反革命」,把革命派的種族革命轉化成更闊的國族。這股改良主義力量,由晚清立憲運動輾轉注入了現代中國共和憲政之中。

高教授認為,這是一份為人所忽略的「富有生命的遺產」,兩個共和國共同分享卻不自知的。他提出一個反問:若沒有立憲派提出由清室以「天命流轉」方式轉至人民主權,為甚麼漢族革命派會承繼了清朝的「漢滿蒙回藏」的版圖及統治權?

作者哀嘆,往後的革命主義把立憲派的精神掩蓋及打壓了。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皆以革命為國家及國族敘事的主軸,爭逐革命權威,滅殺眼中的「反革命」。到了今天,革命修辭仍限制我們的想像,因此,不少人只知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起源,卻不知立憲派促成的制憲時刻,以及他們的「改良主義革命」。《清帝遜位詔書》雖是劃時代,卻是一場失敗的「光榮革命」。

國內不少知識人認為,此書雖然短小,卻是去年最重要的政治歷史著作之一,我是非常同意的。不過,我同意的原因,主要不在於作者重尋中國改良主義的歷史根源,而是高教授點出了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諸多特性,尤其是在種族與國族轉化之中的暴力。

1912年的立憲時刻,的確化解了一場很可能會發生的戰爭,轉化了種族主義向國族的過渡:孫中山為首的革命者迅速接受了「五族共和」。這個國族蘊含了兩個互不相容的元素。一方面,它構成了重視平等與自由的人民主權,一個較種族更寬闊與開放的國民及公共的身份;另一方面,新成立的其實是漢人政權,以中華自居,卻承襲自清朝帝國的武力版圖,而非人民制憲的結果。若勉強說滿漢人得到革命洗禮及參與制憲,蒙、回、藏等民族則幾乎完全在制憲之外,所謂「中華人民」或「中華民族」,其實是沒有經過他們起碼的同意,是個放在非漢族頭上的金剛箍,是一種以國族之名的種族統治。

這種暴力在辛亥革命後並無一觸即發,卻在往後慢慢展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原政權一直站不穩,由軍閥混戰到後來的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漢人政權無暇顧及邊疆。以新疆為例,一直有國民政府、回族軍閥、維吾爾族親王等力量共治,1931年,曾發生大規模的新疆騷亂,即所謂「哈密暴動」,以及短暫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至於西藏,其實由1912年至1950年,不存在任何中國政權機構體現主權,西藏要到1950年才由共產黨「解放」(或曰「入侵」),卻又在1959年發生武裝衝突,導致達賴出走及噶廈政府流亡印度。

因此,歷史其實沒有證明族群政治是好用的工具,它可能在短時間能內挑起仇恨,促成社會動員,但是,它造成的政治後果是複雜的,即使不是窮凶極惡,也不能把其中的系統性暴力視而不見。我不知道高教授是否要尋找當代中國的立憲派,以轉化中共專制為民主憲政,現代中國歷史並沒有令我們很有相信,認為立憲派能解決族群暴力。但是,《立憲時刻》的確給我們很好的警醒,不該把族群政治當作方便工具,相反,需要持續以人民主權、平等政治化解其中的暴力,否則,作為公共政治的民主是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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