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茲中國》的曖昧與張力

捧著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一書,邊讀邊疑惑,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日後會運用這本書的材料及觀點嗎?它會對此書作甚麼解讀或誤讀呢?這本書今年初出版以來,已引來不少人注意,也難怪,大家都茲念在念這個崛起的「大國」,中國思想界甚至出現了重新為中國「正名」(或所謂「保衛中國」)的熱潮。不少原來思想淵源不同的知識份子,都匯聚起來成為國家本位論者(statist),例如強世功、汪暉、甘陽等等。他們一邊在問: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另一邊則忙著自己掏出答案。他們中有人重新詮釋「天下」,有人要為「中華民族多元格局」辯護,有人甚至要為「黨」脫去政權骯髒的外衣,號稱還原它代表廣大群眾利益的天命,成就一個新的主權國家。

在這個背景下《宅茲中國》,特別有意思,不單能讀出此書之深義,也能讀出中國思想界的一些深層結構。

最近台灣出版的《思想》連續兩期也有文章評論《宅茲中國》,作者包括張隆溪及姚新勇。從事中西文學和文化比較的張隆溪教授盛讚此書「擲地有聲」,尤其是第一章令張令他感到如獲至寶。葛兆光立論的背景,是要回應各種解構中國的挑戰,有西方學者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強調現代民族國家不過是十八、十九世紀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因此,「中國」亦不例外,不要隨便說甚麼「自古以來」。亦有人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批判中國國族主義者以國族作為上下連貫的主體書寫歷史,壓抑各種社群想像論述,統攝各種異質力量。然而,葛兆光站穩他的中國立場,回應這些挑戰。他從文史研究的角度指出,「中國」並不是近代的發明與想像,儒家士人起碼自宋代起便有民族自我意識,即所謂「漢族文化中國」。宋朝士人求文化正統,並與政權及疆界結合的舉動,為了抵抗契丹、西夏等外族的入侵。換言之,中國不是由傳統帝國邁向民族國家,而是早已形成民族國家。我突然發現,金庸虛構的《天龍八部》竟與葛兆光的歴史眼光如此吻合。

張隆溪對葛大加讚許,其實是要大吐苦水,順道教訓一下一眾解構中國者,例如周蕾、陳奕麟及洪美恩等。然而,他太急於從葛書中獲得「民族國家」身份的承認,得到心理補償後便好像心滿意足了,卻忘了遺留下來的一連串問題。只要細心閱讀,便會發現葛兆光對民族的「概念」、「主義」及「國家」等概念常交替使用,造成概念上的混淆,究竟宋朝有的是一種「漢族中國」思想主義?還是一個「中國」概念?抑或是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葛的論證最多只能說明前二者,即在宋朝知識份子間形成某種漢民族的文化論述,但是否成一個體制性的「國家」則很讓人懷疑。宋代朝明顯不是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但它是怎樣的另一種民族國家?葛沒有提供任何說明。

難怪此書引來批評,當中以姚新勇對他的指責較為突出。姚首先指出,學者安德森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指的不是憑空捏造,安德森指的是,任何超越了面對面關係的群體,都需要有各類中介來想像大家同屬一群體,例如,十九世紀的歐洲人以口頭語言來想像一個族裔共同體,而漢人則可能透過我們的方塊字以至其他經典或神話去想像,因此,關鍵在想像的形式。不過,姚對葛的不滿並不止於理論的誤讀,他似乎最不滿的是,葛追溯出中國民族意識在於漢族文化的看我認同,令姚認為葛所說的「漢族文化」有大漢族主義之嫌(其實,葛未有說「漢族文化」高人一等),而更重要的是,在姚眼中,葛的論述無助於為今天的「中華民族」身份正名,「不僅未能證明當今中國存在的合理性,反而可能讓中國陷入到更深的合法性危機中了」。

為當今中國存在找合理性,指的如果是中華民族認同,這恐怕不是葛兆光的目的,是姚新勇自己的籌謀。不過,姚的著緊及不滿,以及張的忘情擁抱,似乎說明了葛在這場「保衛中國」論戰中的曖昧。葛在書中說自己的學術追求是文化中國(「中國立場」),但又多次表明這與政治中國有所區別。然而,他又明白,現代文史學術與民族國家界定分不開。

很明顯,他知道自己的論述少不免會走入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論述戰中,可是,他不是犬儒主義者,不是那些刻意剪裁歷史及理論來為中國政權合法性服務的人,例如,汪暉為中共在西藏的主權及統治合法性,剪裁出一襲皇帝的新衣,標榜天下觀、革命傳統及民族自治的共同理想;或是曾在中聯辦任職六年之久的強世功,為中共的西藏政策及港澳的一國兩制(也包括未來的台灣)立下歷史及理論基礎:一個潛藏中國共產黨人多年的天下或天朝視野與格局。葛兆光關心的似乎多是學術政治,他希望能確立一個中國文化史的核心及起點,即宋朝的漢族中國,以及由此而討論中古以後(大約是唐以後)的跨區域文化歴史發展。

以歷史服務政權,令歷史讀起來令人厭厭欲睡,因為,歷史路徑不管多曲折,總被寫成邁向早已設定的目標。然而,葛兆光的歷史論述可貴之處,我以為,不在於有後現代史學的顛覆力,而在於表面頗為正統的文化思想史論述背後,充滿了曖昧與張力,讓人進一步詮釋。

例如,宋朝士人早有民族自我意識,透過漢字及儒家經典想像文化正統,但是,它是否一以貫之直到今天?即使不論元朝統治,不管滿清入關後二百年來對漢族士人的衝擊。事實上,葛在書中詳論在明朝之後,日本及朝鮮相當鄙夷清朝儒生,認為他們在服膺在異族統治之下,華夏文明盡失。其實這種想法,很難想像清朝儒生可以置身事外,中國正統的想像肯定受到不少衝擊。至於清末科舉制度的廢棄,以及後來對儒家等傳統批判,更清楚說明這種斷裂。因此,漢族文化中國很明顯需要很強的想像,才能在這些層層斷裂中想像及記憶起自身的延續性,而各自的漢族想像,也少不免會打起來。例如,我自己便讀過晚清孫中山的黨友兼政敵陶成章寫的《教會源流考》,大談一個可追溯至宋朝的非儒家的民族正統。

葛兆光有一點總結倒是頗有道理的,他指出,中國並非帝國變成民族國家,而是在有限「(漢族)國家」觀念及認知中,保存了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兩者「糾纏共生」。我讀出來的,並不是中華民族或天下的歷史合法性依據,相反,葛似乎告訴我們,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高談甚麼天下、多元一體等等,其實內裡仍有一個漢族文化意識作為核心,它與所謂「四裔」(滿蒙回藏)的關係,包含著漢族的自我想像,甚至是暴力。因為,要實現這種自我想像,並不容易。唐以後朝貢體制沒落,要由漢族想像中心出發,向外涵蓋四裔,只能靠武力與政治操控。自以為中原教化澤被四方,其實需要像乾隆「十全武功」般的軍事威嚇,加上蘊含宗教象徵符號的政治主從關係,例如,清朝所創發的「金瓶掣簽」(由清朝監督達賴及班襌轉世靈童的認定),以及駐藏大臣制度,都是一種雜政治及文化於一身的操控手段,已非以前的朝貢制度。到了共產黨手上,為了勉強穿起這帝國外衣,漢人政權以現代化推動者自居,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名,向少數民族推廣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主義,配以黨政官僚及軍事控制。其無邊的天下帝國想像到了今天還能在不少制度中看到,例如,中共對西藏達賴及班襌活佛轉世仍然念茲在茲(十四世達賴反而並不堅持轉世),在2007年還推出了聽來頗為搞笑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

葛兆光作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文化及思想史大家,少不免要高舉中國學術立場及旗幟,這留待日後的後現代或後殖民作研究及批判材料,但是,葛起碼沒有一頭栽進國家本位論中,這是值得慶幸的。我想,葛教授還是頭腦清晰的,他在書中早已明言,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界來寫中國歷史,也不必以歷史中國來合理化現代中國,我想,這種距離感,該是所有有關國家民族的教育及書寫的起碼前提。可惜,在今天中國的國家本位論者眼中,忘記學術的嚴格要求,消滅這種距離感,卻是他們的基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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