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階級結構」的縉紳化

最近看英國兩位城市研究者爭論縉紳化(gentrification),似乎可以幫助理解香港個案之獨特性。

Tom Slater狠批Chris Hammnett,指他把愈來愈中產人口的內城倫敦,解釋為階級結構轉變(以職業作階級分類),是主流兼附和新自由主義之舉,以階級取代(class replacement)取代了階級驅趕(displacement)。Hammnett指出,倫敦以至英國去工業化帶來大量中產階級聚集,造成了勞動階級人口下降,而不是縉紳化造成階級驅趕。雖然他承認,的確存在Peter Marcuse所言的排擠性驅趕(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即簡言之的pricing out,但實質性的驅趕相對少。Hammnett認為,更重要的是,產業及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導致階級結構出現了變化,改變了房產市場的需求,從而造成倫敦中產人口上升以及縉紳化。

其實,Chris Hammnett並沒有否認政策性因素,也沒否認階級存在不平等,他只是認為,不應簡化為階級不平等及矛盾,不過,他沒有對前兩者進行理論化或概念化,從論證上他要突出階級結構轉變的因素。至於Tom Slater則指出,階級不平等及矛盾的關係,才是重點,不過,他也似乎沒有抓準階級不平等及矛盾與空間轉變之間的機制。

因此,也許香港,特別是灣仔,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案例。我最近從2001及2006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中得知,灣仔的中產階級人口比例幾乎沒有變,但是,房貸支出卻有大幅度變化,由每月HK$15,000下降至HK$8,500左右,明顯是跟亞洲金融風暴後,地產價格及利率由高點大幅下降有關,而與階級結構無關。由於缺乏2011年的統計數據,無法看到階級結構是否有大變,但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利率沒有大變)卻是事實,換言之,縉紳化不是由階級結構轉變導致市場需求所推動,甚至縉紳化可能不是隨著階級結構(若2011年的統計數字出來後,看到灣仔及香港階級分類比例沒變便可確認),而是政府與地產資本在經濟衰退中後重尋新的積累策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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