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六四」的中港共同命運

一位香港知識界朋友,在上海碰上一位幹部,幹部問他:六四已過了那麼多年,為何還有如此多香港人悼念?朋友說:若有一天,香港人不再悼念六四,你才應該覺得可怕,因為,這可能表示,平民百姓對這個國不再有感情,就好像台灣不會有多少人在意六四;到這個時候,香港人愛的只是祖國的金錢,以及北大人的權力。

過去二十多年來,每年六月四日,可能是不少香港平民百姓跟中國在情感及歴史上最接近的時刻。這種連繫,超出了經驗,所以,有八九年後出生的年青人要追問成年人這段歴史;它也超出了利益,燭光晚會中穿上黑衣的人群中,有不少大陸的港商或專業人士。二十多年前的創傷,透過儀式化的活動,當下的身體與心靈與中國相連。

稱之為「儀式」,並無貶意,人類社會許多訊息及社會連結,的確需要透過儀式體驗、傳遞、轉化。不過,儀式不能取代反思,否則,儀式會退化成密封的棺材,把歴史事件的意義封存起來,就好像毛澤東紀念館中那具屍體與玻璃棺材一樣,他所代表的歴史意義,難以與當下身處的世界發生接觸。

支聯會等團體不是沒有認識到這個需要,過去也一直在「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之上,賦予新意義,建立新連結,包括「天安門母親」運動與維權運動等等。不過,香港社會還是欠缺了一些更宏觀的視野,看清楚過去不斷彰顯的意義,以及連繫鉅變之中的當下。尤其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不少港人的言行,仍然帶著舊框架去面對新世界。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部份民主派中人一邊喊著支聯會的口號,一邊推動「圍城偏安」的政改策略;同時,亦有「本土」先行的知識份子與青年,要守著香港,忘記或抗衡大陸。

二十多年前,香港社會在無意間走入「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角色,受制著當年的格局。八十年代的香港,剛擺脫冷戰對壘不久,成為一個殖民主義晚期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當時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新意象「東亞四小龍」之一,標示了戰後以來(資本主義)現代化論的新路線。中國大陸,則是發展中國家,剛告別了毛澤東時代,開始進入「開放改革」的走資路線。故此,兩地在社會、文化及政治上都有明顯差距。八九年發生民主運動後,除了像「四五行動」等左翼團體及人士提出革命願景外,溫和的香港民主派幾乎別無選擇,只能以略帶冷戰口吻,以虛擬的西方身份,加上現代化先進地區的姿態,「支援」中國民主鬥爭,穩佔香港的政治道德基地。當然,在回歸路途上,少不免帶上民族主義色彩,從支聯會的名字上看,便可見民主派的另類「愛國」本色。

不過,二十年來,當日「支援」的政治經濟背景發生了鉅變。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掃蕩了民間自我保護及反抗力量,但是,中國不是回到毛澤東年代,也不是延續八十年代的農村改革,而是把中國統合在鄧小平南巡所豎立的新發展硬道理,加速以城市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全速加入國際分工,令農民人口大幅減少,農村萎縮,全國一躍進入城市消費主義,以及金融與地產資本的膨脹泡沫。推動者除了是中央政府外,是轉制後的國企超級資本集團,以及比資本家賺錢更狠的地方幹部及政府。

中共以GDP的增長,以加入全球化的幻想,填補及緩解後毛澤東年代的官方意識形態破產,也壓制了八十年代高漲的政治改革訴求。至於專政機器,面對異議聲音,以及由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社會矛盾,無日無之的維權勇者,已演化成一副剝去意識形態外殼的維穩機器,它重點不在鎮壓反革命,不在消滅階級敵人,而是全面監視操控社會,營造一套後極權秩序,以犬儒主義約束人心,鼓勵民眾不要認真對待任何價值,故此,「六四」的道德債務竟然想用錢去解決!新的體制就是用這樣的辦法促進社會「和諧」與順從。

在「大國崛起」的旗幟下,這個「中國」或者所謂「中國模式」,成了新一代的資本主義新地方意象。相反,香港在同一時期,經歴了回歸,也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及之後的衰退,它作為「四小龍」意象早已褪色。不過,今天的香港還是資本主義城市,它不單是東亞的大都會,還是中國資本主義城市網絡裡的一個節點,我們跟中國(尤其是大城市)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已發展/發展中」的演化層級關係,香港與中國大部份城市地區,一方面好像在競爭,另一方面有著共同的命運﹣﹣跨越「一國兩制」的專制式資本主義。

就以房產泡沫為例,中港城市早已是連成一線;我們建造的高鐵香港段,象徵意義比實質意義還大,象徵了香港無法在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城市改造與拆遷中置身事外;香港的大學生無產階級化,與全國城市的「蟻族」與「蝸居」同構異形。面對這些社會矛盾,香港的建制領導一樣提不出任何價值理想,還是奢望可用金錢權力蠱惑人心,就像唐英年那樣大言不慚高舉早已破爛的「李嘉誠」模範!並企圖偷運大陸的「國家安全體系」進入香港。故此,所謂國民教育不是要我們愛上黃河長江,而是認同中國的資本主義成就。

前陣子翻書,驚覺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78年已看出我們今天世界的本質。他在後極權主義的捷克中,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他絲毫沒有被冷戰或現代化論所迷惑,他道出我們的共同命運:「西方發達國家的價值等級,本質上已出現在我們的社會,換言之,我們這個社會不過是消費及工業社會的另一個形式,而且有著伴隨而來的社會、思想、心理後果。如果不思考到這個事實,我們無法理解這個系統的權力本質。」

比起二十年前,今天的中港兩地大資本更能自由穿梭,更能與特區政府及地方政府合謀。因此,中港的民主運動不是誰「支援」誰,我們無法再翻炒冷戰思維或現代化論,無法不與大陸民眾一起,反抗「中國模式」的資本主義與專制壓迫,重新尋找我們的價值理想,也無法不思考與反擊共同身處的新權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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