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彷彿」與「如果」之間的中國

我一直疑惑,當中共把 奧運、世博等盛事都搞完了,到底還有甚麼可以維繫國族想像?

或者我這樣問還是沒對 準焦點,因為盛事不會完;不過,盛事終究還是不能天天搞。也許,我們就像《潛行凶間》裡的角色,在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夢鄉,每 一個盛事就像車站,車站與車站之間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如在夢中,到站時我們醒來,或進入另一個夢。夢,到底是如何做的?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 會頒獎給劉曉波,一下子把「盛事中國」的結構顛倒過來,世界上不少人恭賀劉先生,有人甚至為這「另類中國盛事」熱烈慶賀, 「飯醉」或開香檳。我注意到,不論官方或民間,不太高興劉獲獎的人都愛說,這「沒有甚麼大不了」,諾貝爾委員會把他們從世博 盛事的尾聲中提早拉回到「日常」。

套用近年盛行的官式 語,這次劉曉波獲獎,是「得來不易」的機會,一窺中國這個想像共同體的「日常」與「平凡」的一面。談想像的共同體,不能不談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它在全球有二十九種語言翻譯,台灣與中國大陸兩岸皆有譯本。台灣版的翻譯是吳叡人,今 年五月,譯者更在第二版中多加入幾篇短文。台灣對這本著作的興趣頗大,源於對台灣民族主義爭議,例如吳叡人便有所謂「進步本 土主義」的說法。正如安德森說,這本書在全球吸引民族主義者(雖然同時為他們帶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物」),但大陸的譯本則 似乎沒有引起應有的回響(竟然還是國營出版社出版的)。我以為,這本八十年代的著作,值得我們放在當代中國的脈絡中去重新閱 讀。

重讀,最好是用新方法 去讀。學究式的讀法,是跟從安德森提出的民族主義分類,去分析中國屬哪一類,與他筆下的歐裔海外移民模式、語言民族主義、由 帝國轉型的官方民族主義有何分別,或是否代表了新模式。不過,我更有興趣的是,安德森在開首不久提及的「文化根源」,尤其是 語言及媒體運用所帶來的時間與空間想像,例如,十八世紀以來的小說結構,以至十九世紀的報章,鼓勵人們想像一個社會有機體, 在同質、空洞的時間軸上向前滾動,讀者雖無法認識一國之內所有人,卻可想像一個國家,一群同胞。

公論與多元

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主 義的形成與傳播,關鍵不在民族主義理論內容,而在於某些容易複製、摹仿、挪用的文化形式,而語言的運用則是最基本的一種,不 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它是甚麼形式(form),因為,這些形式構成我們的生活、想像。就讓我們由安德森說「根源」的形式 --語言使用出發,它不是根源,而是我們的基本。

我想另闢奚徑,不看那 些明擺著要為大陸官方護航的話語,而由大陸以外的華人知識界入手。劉曉波獲獎之後,網上傳來一篇台灣學者卡維波(𡩋應斌)的 文章,名為<誰能得諾貝爾和平獎?>,引起台港兩地一個小小的互聯網討論。卡維波不是要否定劉曉波,他要否定的是諾獎,他用 了九成篇幅,以「事實」證明和平獎是西方支配第三世界的謀略。姑不論這個被說成無處不在的「西方」是否存在,有趣的卻是餘下 不足一成內容,他說:「劉曉波所作的事情與主張是要訴諸公評與討論的,這個公評結果和他有無得到諾貝爾獎無關,因為諾貝爾獎 不代表一種公評,而是西方支配第三世界的政治謀略。」

「公評與討論」,指的 是甚麼?作為一個價值,我當然理解,誰不想得到公正評價?但當我想讀出它所指的是甚麼時,尤其把它配上「第三世界中國」時, 我便越想越胡塗。中國的公論在哪裡?還是他想說,中國需要更公正公允的討論?

我在另一位大陸以外的 學者文章,也讀到類似的含混。陳文鴻教授於十月十八日的《明報》寫了<評劉曉波獲諾獎>,這篇文章讓他由中國問題專家變成 「中國問題」。文章結構與卡維波相似,也批評諾貝爾獎為西方權謀,不過陳的含混部份更大,幾乎是說了等於沒說。他說:「劉曉 波的作為,代表了中國政府以外的一個潮流,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我們實在很難以非主觀的標準來評價。」似乎公論也難論 了,接著他說:「中國社會到今天應是開放和多元化。… …各個方面都應留有空間,留有餘地。」這個「應是」指的是甚麼?指的是中國已經開放及多元,還是要更開放與多元呢?跟卡維波一樣,洋洋灑灑之後戛然而 止,停在一堆含混、無意義之中。

含混中國

我並不是要批評兩人的 含糊其辭,逃避開劉曉波被監禁十一年的事實。我想提出一個假說:圍繞著中國的諸種含混與無意義,正是日常中國社群想像基本結 構。我這個假說,類近齊澤克(Slavoj Zizek)的著名說法--意識形態不在乎於知道或相信,而在於按照「彷彿」(”as if”)的邏輯來做。在認知上,中國的公論及多元都是可疑的,甚至是無意義的,不過,我們姑且當成是,或彷彿是吧!

我想起一件小事,劉獲 獎後,我發現新浪微博無法發帖,過了十二小時,我發了一個帖:「微博回復正常了麼?」朋友給我當頭棒喝:「微博有正常過 嗎?」我原來也不知不覺地活在「彷彿」之中。

「彷彿」的含糊,有時 可以成為更大膽的幻想。在香港教書但與國內關係甚深的嚴海蓉及沙伯力(Barry Sautman)教授在十月十二日《南華早報》寫了一篇文章,名為”Medal Contention”,他們點出了劉曉波早為人詬病的言論:八十年代說過三百年殖民論,《零八憲章》中提倡私有化等等。他們跟陳文鴻、卡維波的想法也很 相近,不過,卻顯示出較強的想像力與幽默感,他們說,無需把劉曉波監禁,無需把他抬上天,只需把劉的想法與目標公諸於世, 「如果」(if)大部份中國人認識劉曉波,都會唾棄他。

當彷彿變成如果

齊澤克沒有注意到,原 來”as if”會變成””if”,想像與徹頭徹尾的幻想有時是一線之隔。原只是含糊不清「彷彿」的多元或公論,一下子在兩位教授的妙筆中,變成「如果」。這當然是 大膽的幻想,官方的《環球時報》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人之前根本不知道有劉曉波這個人!

這個「如果」的用法, 具有非常當代中國的意義。我記得,六四後,不少人說,如果讓學生取代了共產黨執政,中國便會像東歐一樣大亂了,它指向的是一 個可能的災難與恐慌。然而,今天的「如果」不同了,對維穩更有幫助,它不再靠嚇,反而讓我們體驗一下不可能的事情。同時,它 又吊詭地把我們送回到現狀,因為,不管「如果」甚麼,我們一切也不會改變。就好像有人說,如果我們可以一人一票選國家領導 人,領導人還是胡錦濤、溫家寶,或者是習近平。既然一切如果只是鬧劇,又何需「折騰」?

這種頗有犬儒味道的共 同體想像,令我想起哈維爾(Vaclav Havel),他在1978年寫成<無權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Powerless)。他說,捷克的後極權世界漸變成一個高度儀式化的秩序,與現實喪失語意關係,只剩一套極為形式化的語言 秩序。它不需洗腦,只需賣菜大叔乖乖地在店面掛起「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布條,最好不要太認真,不需認同或認知官方口 號或理論,只需活在這個謊言體制便可。今天,中國人吸納得太多西方價值(否則,中共又怎會比諾貝爾委員會對「和平」的真義還 執著,竟罵人家「褻瀆」),賣菜大叔門外的布條更多元,更體現公論了,因為,寫上任何西方價值也不會太礙事。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在 盛事之外的日常,不需要安德森筆下十九世紀的民族共同體,充滿信心、鮮明、生動,我們只需活在「彷彿」及「如果」之間,便可 擁抱世界,立足天地,一切都「沒有甚麼大不了」。

原文刊於《明報》,星 期日生活#11,201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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