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80後向我們發問

這是有史以來小弟第一篇刊登在中國大陸報刊的文章,還是《南方都市報》,大家請看

當然有小小刪減,不過還是很感謝編輯。原文如下:

「八十後」一詞自今年初開始,迅速進入香港媒體及日常話語之中,一切源於年初「反高鐵」抗爭中一群自稱「八十後」的年青人,但是,「八十後」這個本來起自中國大陸的詞彙,在香港有更早的起源。

最早使用該詞的是去年一群香港年青人,想用自己方法悼念「六四」二十周年,包括藝術展覽、街頭藝術活動、讀書會等等,稱之為「80後六四文化祭」。他們標記自己出生於八九年之前不久,對這件大事好像一無所知,卻極為好奇又覺得關乎自己這個世代。他們的「文化祭」當時不受媒體青睞,以至一般人也不懂得「八十後」這個起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賦予「八十後」的意義,充滿了自省,對香港以至整個中國過去三十年發展的切身反思。不過,當時還沒有人想過,這種反思會在半年後化成一股社會運動力量。

部份「80後六四文化祭」的「八十後」,加入了關注菜園村的行列;隨著村民的抗爭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的爭議在網上世界及主流媒體中發酵,更多年青人加入菜園村關注組。本來是一個因為興建鐵路而要拆遷的小村,竟然成為這群年青人的大舞台;菜園村居民「捍衛家園」的口號中的「家」,亦指涉更大的「家」﹣﹣香港。他們曾在香港各區以跪拜的儀式,即所謂「五區苦行」,顯示自己對土地的感情,提出另類生活及發展方式,呼召公眾對社區,以至香港這個城市的關注。大家不明白他們為何稱水泥行人道與瀝青馬路為「土地」,更不懂他們向誰跪拜,可是,他們那種說不清的決心與情感,卻令不少人加入「苦行」行列。因此,豎立一支年青人的旗幟,變得理所當然,他們有意無意地又再提出「八十後」這個字頭。而大量年青人在通過鐵路撥款時包圍立法會,與警察發生激烈肢體衝突,成為媒體奇景。

媒體稱他們為「激進」,可是,我卻以為,他們的特點是難以歸入政治光譜。故此,傳媒以至香港政府很急於搞清楚他們到底是誰。

很多人喜歡把「八十後」視為一個新世代,說是社會流動出了問題,二、三十歲年青人無法晉升。又有人說,是年青人生於開始變得豐裕的香港,因此,追求物質以外的精神價值、社會理想,這大概跟從西方討論「後物質主義」的文化與價值。不過,認真地調查過這個年齡層的政治及文化傾向的人其實不多,當中以戴高禮(Michael E. DeGolyer)教授最近發佈的研究最為引起哄動。

戴高禮在民意調查中發現,在不足半年內,18-29歲的年青人對政府的不滿大增,跟其他年齡層有顯著分別,有相當比例的年青人更接受「激進」行動。他把轉變歸結為政府兩個重大決策,包括高速鐵路的興建,以及政府最近推出的保守政制改革方案。前者觸及到他們對「家」的回憶、想像與感覺,後者則觸及民主,關乎他們對「家」的未來願景與投入。戴高禮的研究,引來不少媒體及政府關注,不過, 最近在一個講座裡,我卻聽到科技大學的成名教授持不同看法,他進行的研究發現,大部份大學生仍然不關心政治,甚至也不能算是後物質主義,他們的激進政治態度與另類文化價值是被過份誇大了。

「八十後」迅速成為一個仿似具有社會學意義的概念,有足夠的社會共性,引起人們尋求各種社會因素,解釋這個世代的出現。但是,我總是對這種「類社會學式」的想法有懷疑。我認識不少參與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但是,我也在大學教書已有八年,認識不少「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的年輕人,我根本不容易找到他們之間多少共性,很難令我信服在街頭抗議的年青人就是這個世代的代表。如果他們真的如此,香港可能早就出現巴黎六八年學生起義了。

話分兩頭,有趣的是,參與社會行動的「八十後」的厲害之處,正在於統計上缺乏代表性,卻具有代表「世代」的能力。他們雖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以非常規的言行表達了對本土社會的情感,灌注成一個特別的世代面目示人。用一個較學術的說法,「八十後」不是一個代表社會事實的概念,而是一種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是在社會運動中打造的身份認同,一種身份的話語。

話語的效果,不在於邏輯,不在於能說明真實,卻產生詩意效果,在於是否能觸動集體社會想像,這正是「八十後」這三個字能以小見大的原因。我以為,它觸動了我們對八十年代以來香港社會的感覺與認同。

八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八十後出生的年青人到底感受到多少?八十年代初,他們尚無法為香港前途擔心,九七前,大概也未學懂炒樓炒股票,他們成長過程中,已聽到不少八十年代所打造的「香港」神話與「黃金年代」;可是,當他們懂性之時,香港的現實卻不怎麼漂亮,當年由《中英聯合聲明》許諾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已經日漸褪色。回歸之初,已嘗過金融地產所支撐的港式資本主義是如何脆弱,揭開「繁榮穩定」的面紗,不是令人自豪的制度,而是延續貧富懸殊、行政官僚獨斷、大資本家把持的香港制度。北京政府與本港特權階級拖著香港政制發展的後腿,五十萬人上街換到的,只是廿三條撤回、官員辭任、老董腳痛,說明我們只能防守,卻看不到改變制度的希望。因此,「官商勾結」四字,持續濃罩著每一位特首的龐大陰影。在政經以外,回歸後第一件具文化意義的重大工程,竟然是從美國「請來」的迪士尼,港府要自掏腰包耗資二、三百億,以挽救當時香港的危機,現在已證明是連年虧本,未來還是一個財政無底洞。當年有份參與拍板興建樂園的曾蔭權,卻步步高陞,在他治下的,似乎註定了不管任何文化計劃,包括籌備中的「西九」與一眾文化保育計劃,也難以挽回失落的香港身份。

回歸以來,香港遇上各種威脅香港「黃金年代」的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沙士、金融海嘯等等,如何保住褪色與崩潰中的「黃金年代」,是統治階層終日忙碌的籌劃,可是,在過程偏偏又錯漏百出,暴露出「黃金年代」的虛妄與腐敗,這正是回歸以來種種變化的主調。大部份「八十後」或許對以上的宏觀變動感受還不怎麼深刻,不過,在他們微觀的成長與學習經驗裡,肯定深刻體會到這種主調。這令我想起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蔡穎儀曾的研究,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香港中產家庭如何消費迪士尼,從中深入探討親子關係的文化動態。她發現,中產家長致力保護孩子免受外來不良影響,因此,對孩子作全面監控與規訓,由飲食、身形體重、嗜好、看電視到結交朋友等等皆無一遺漏,因此,他們為孩子挑選迪士尼玩具以至動畫非常謹慎,不隨便讓他們沉迷,在家長眼中,迪士尼的教育產品,特別是英語教材,才是最適合孩子。這樣密集式的親子教育,背後是中產家庭力圖維持階級地位,以至地位晉升的慾望,這一切都充滿著八、九十年代「黃金時代」的印記。

由大見小,由小見大, 港式中產家長的親子教育,與財政司曾俊華最近在網誌所想像的「第四代人」(大概跟「八十後」年齡差不多)互相呼應。曾俊華想像中的「第四代人」渴望「物業會所有甚麼設施、泳池有多大、私隱度是否足夠等等」,他勉勵年青人,「社會也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只要他們能夠好好把握,好好裝備自己,再加上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機遇,他們是不用擔心日後沒有「上流」的機會。 」大概在曾司長與一眾高官的眼中,像高鐵這類大型建設,就是要為青年人提供「上流」機會。問題是,「八十後」的年青人需要甚麼?一個漂亮的會所?

反高鐵的「八十後」青年很明顯已回答了曾司長,最近又出現關注政制改革的「八十後」,要求廢除功能組別的政經特權,他們身體力行,投身實踐自己的政治願景,只是沉溺在「黃金年代」的官員太懷舊,不太願意聆聽與承認,不敢想像新事物。至於其他「八十後」的青年是否會按著中產家長與曾司長的訓示,努力「上流」?恐怕這不是一個實證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與意識形態爭奪的問題,換言之,我們要保住「黃金時代」?還是香港有更多未來的可能?

「八十後」是誰,其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提出了的問題,不管你是否「八十後」,我們也要回答。

Advertisements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