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仁和他的時代﹣﹣由《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想起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立法會裏說,今天的政改方案不只對香港民主有利,對中國民主也很有意義。可惜他的發言到此為止,無法聽到他的議論。

這幾天一邊看電視直播立法會辯論政改方案,一邊聽到立法會門外咒罵民主黨的聲音,腦海裏卻出現這幾年不斷出版的建國初期民主黨派的回憶錄及歷史文學,最著名的當推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港版《最後的貴族》),最近則剛讀過去年出版戴晴著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不知民主黨的元老司徒華先生在養病中有沒有時間一看呢?

戴晴這本書寫得不算出色,有不少地方扯得太遠,未能做到較深厚的歷史理解,但是,比起之前類近的著作,它的歷史跨度較大,把建國後被清剿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學術及政治背景,較為清楚地勾劃出來,走出了知識分子「被迫害」的故事框框。

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

二十年代,國民黨聯俄容共,與共產黨一起學步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先鋒黨,從此界定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政治的主調。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殘酷清黨後,轉向學習歐洲其他國家主義以至法西斯主義,實現「黨外無黨」的「訓政」。中國民主黨派亦由此艱難而誕生,受盡國民黨追捕打壓。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民主黨派,跟中國共產黨是同盟者,催迫國民黨跟全國一致抗日,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抵抗蔣介石以「訓政」來實行法西斯主義,不少人更主張國家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因此,中國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可以說是左翼政黨運動。

這本書的主人翁張東蓀,一九三二年創立國家社會黨,出版《再生》周刊。這位燕京大學的哲學家在學術界地位顯赫,被稱為「中國新唯心論領袖」,政治信念上靠近社會民主主義,在民主黨派中聲名地位極高。四五年的國共談判時,由國民政府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他亦是其中一員。後來國共談判破裂,進入內戰,蔣介石漸敗退。四九年,中共大軍壓向北平,毛澤東便曾指定由張東蓀這位學者兼民主黨派人士居中斡旋,令守城的總司令傅作義投降,和平解放北平。解放後,這位名滿學術界的教授自然成為第一屆政務院委員。

張東蓀不是個別例子。毛澤東把建國前後定性為「新民主主義」時期,當時,不管是最高層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還是政務院,有都大量民主黨派人士,就連副主席也有兩位是民主黨派人士,分別是民盟的張瀾,以及民革的李濟深。所謂「共同執政,互相監督」,民主黨派跟共產黨的「溝通合作」可說是史無前例。民主黨派表面上享受著史無前例的建制權力,但也同時是中國第一波民主黨派運動結束之日。

張東蓀的命運提早預示了這個末日。五二年二月,中共在三反五反之餘,推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張東蓀是被批得最狠的一位,也是無法過關的一位。不久,他被指控為美國特務,免去政府職務,開除出民盟。事後看來,這只是五年後打擊範圍更廣泛的「反右」運動的前奏,到了五七年,中共終於把所有民主黨派「改造」過來,也因此正式終結了「共同執政」與民主黨派運動,自此,「民主黨派」只能成為中共的「政治花瓶」。

我要重提重讀這段歷史的意圖,跟戴晴有點不同,並不是要對共產黨作道德指控,說明共產黨不可信。相反,我想提出另一個角度來看中國的民主派,特別是香港的民主派。

我從這本書中才知道,香港不只是孫中山的革命基地之一,還是四十年代的民主黨派匯聚聯合之地。四一年三月,張君勵、張東蓀、黃炎培、梁漱溟等民主黨派人士,在重慶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用香港的政治詞彙,就是現代中國第一個「泛民主派」。為了逃避蔣介石的打壓,梁漱溟便去香港辦了《光明報》,第一份政團同盟的報紙。可惜,這個當年的「泛民」傳統沒有留在香港開花結果。

香港民主派的發靭遲至八十年代,從整個中國的大局看,是中國民主黨派被消滅了二十年後的重生。得以重生,完全不是二十世紀初的左翼政黨繼承,卻全因香港奇特的政治處境。殖民地晚期的政治寬鬆與政制改革,遇上鄧小平「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前途,讓香港的民主派有生存及發展的土壤。共產黨無法再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把初生的民主黨派收服,只能把他們的活動限制在這個小城之中,把他們跟中國大陸隔開。八九年學生運動時的中港一心,讓共產黨清楚看到這種政治分隔是必需的。然而,回歸以來,「一國兩制」這個政治解決方案,現在反過來,又成為共產黨插手香港政治的絆腳石,因為,它至今仍未能完全解答,在香港如何實踐「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

單是這些奇特的歷史政治原因,其實也只會減慢一黨專政對多元政治力量的吸納、收編及打擊。真正讓香港民主派能存活發展,是二十世紀末的民主派有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

二十世紀初的頻繁戰亂,讓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個戰爭與黨國機器不斷膨脹,非軍事化的民主黨派根本難以在社會上扎根,有其穩定的群眾,不管是社區還是工會,更不要說有獨立於國共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因此,民主黨派淪為文人論政,即使解放後的「共同執政」,跟共產黨長期控制及動員廣大群眾相比,民主黨派只是幾個無根的知識分子團體。相反,過去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黨派是一個在社會及政治運動中誕生的,是香港公民社會的產物。

由此觀之,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經驗,向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香港的民主黨派運動該像當年無法選擇的中國民主黨派一樣,尋求與共產黨或其代理人更多更深的合作嗎?還是該擴大及保存群眾運動的動力?當然,答案不是非此即彼,畢竟歷史在變化,中共雖然維持一黨專政,卻終究不是毛澤東的政權,而香港社會也不是解放後的中國大陸。但是,這次民主黨與北京政府的「密室談判」共識,來得如此突兀及欠缺透明度,以至民主黨的「區議會方案」不單未能植根於香港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反而引發不少黨友、支持者、同盟者的反感與敵意;看看聚集在立法會門外失望及零星群眾,更令人感到群眾運動有被邊緣化的趨勢。

令群眾運動更有動力還是泄氣

我其實不太關心區議會方案的「民主成分」是否足夠,也不關心是否會讓泛民多拿些立法會席位及資源,我只關心民主黨往建制靠近的路線,是讓群眾運動更有動力,還是泄了氣?對未來的評估與想像,更需要結合那個民主黨派運動的死亡之地﹣﹣中國大陸。在中共的專政與領導下,推動香港民主政制其真義在何?對復興中國民主黨派運動有何意義?這些問題,不是「增加民主成分」六個字可以回答的。

若干年後,有心人可以寫一本題為「何俊仁和他的時代」,希望不會予人歷史不斷重複的感覺。

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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