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還是政治?(記一場農村的爭論之一)

不妨又用blog來寫點學術筆記。

我記得戴錦華說過,中國政府之所以要查禁言論,其實是覺得言論很重要,對自己的政策及權威影響很大,有時這種想法是過慮,有時的確是實情;也許是這個原故,中國一直至今,知識份子的工作跟上層政治總是很難脫離關係。

前幾天看了一場小爭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應星撰文批評了一群「鄉土派」,包括吳毅、賀雪峰、仝志輝等等,他們主要在華中活動,以武漢為中心,這群「鄉土派」研究村民自治,走訪及研究了好幾百個鄉村的基層選舉。

應星以仝志輝的《選舉事件與村庄政治》為例,指出他(們)視基層選舉的村庄政治最重要的事件,並認為,從研究所謂「村民自治」,看到農民的政治參與 是 「關聯性參與」,即農民會跟從村裡某些政治頭人或集團分界而投票,而這些政治精英又具有不少動員能力,故此,村民自治往往並不成功;應星指出,由於他們先 驗地視選舉為重要事件,而他們 亦被選舉活動的精英競逐特性所支配,把村莊政治看成精英權力鬥爭,令他們看不到村莊政治其實涉及的,是各種具體治理問題,如農民稅費問題,幹部編制膨脹, 但又人浮於事,群幹關係緊張等等,在應星看來,農民並不是精英的木 偶,他們有反抗,有抵制,有委屈求存,也有陽奉陰違。

其實我也有看過這些華中鄉土派,他們的確以關心基層選舉為開始,正如他們自己說,他們的確關心村民自治,自1996-97年左右,吳毅等人甚至參與 「黃梅實驗」,該實驗由湖北省政府支持,在黃梅縣某村進行社會實驗,協助村民實行村民自治,參與基層選舉, 這亦是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佈的前夕。

先不說誰是誰非,官方的政策議程,的確成為這個學術群體的開端,連他們自已也承認;不過,他們在<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中,有點不服氣,他們覺得,自己已開始轉向應星所說的「村庄治理」的問題,例如吳毅的《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及賀雪峰的《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

故此,要思考的,其實是國家政治與學術的關係,學術研究的問題應否以官方的議程為本?若以此為本,又會產生甚麼問題?我們又如何跳出官方所界定的問題框架?

例如,現在大部份國內研究農村社會的作品,不論是經驗還是理論,多以一村為界,很少會討論更大的社會及政治問題,像Duara曾研究的現代國家政權 擴張及所 謂內卷化的問題,又或者是傳統左翼討論的國家及社會性質問題,可能部份因為政治原因,在國內的研究裡都沒有清晰回應或闡述,通常會變成與官方用語糾結在一 起:前者成為「機構臃腫 /精簡」,後者又成為「小農社會」或「後發展國家」的討論。

近年多了一些西方名詞,如日常政治,或重提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但是,卻很少把討論上升為基層政權與黨政體系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有許多基層農村的 研究, 但很少會問:黨國體制如何由上而下滲透、支配及動員基層農民?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或政治)屬性是甚麼?它支配下的社會的構成是甚麼?農民階級的力量受到甚 麼支配及制肘?

以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為主的筆者,每次閱讀國內的文獻時,總會遇到許多困難,在各種國內慣用(多為官方用語)下要閱讀出研究者 的關懷,的確不是一件易事。例 如,「鄉村治理」這個概念,應星認為是較好作為研究對象及發問基礎,但到底談的是誰的「治理」?誰的「治理問題」?我卻永遠不容易搞得懂。

應星2006<評村民自治研究的新方向--以《選舉事件與村庄政治》為例>《鄉村中國評論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吳毅、賀雪峰、羅興佐、董磊明、吳理財2006<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兼答應星先生的批評> 《鄉村中國評論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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